乙型肝炎病毒表面抗原阳性：恶性肿瘤患者化疗后致肝危害与乙型肝炎病毒阳性的关联性讨论
孟伟等
[摘要] 意图 评论恶性肿瘤患者乙型肝炎病毒（HBV）标志物阳性与化疗后致肝危害的关联性。 办法 2008年1月～2014年1月收治的887例恶性肿瘤患者均承受化疗，其间HBV阳性274例（阳性组），HBV阴性613例（阴性组），比照剖析两组经化疗后的肝功用状况。 成果 阳性组经化疗后肝功用反常发作率为24.1%（66/274），阴性组为11.3%（69/613），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含义（P<0.01）。在HBV-DNA阳性患者中经化疗后呈现Ⅲ～Ⅳ度肝危害的发作率为11.2%（13/116），而阴性组仅为0.65%（4/613）。在不同的化疗计划中，两组经TP计划（紫杉醇、顺铂）、CAF计划（环磷酰胺、阿霉素、氟尿嘧啶）、CHOP计划（环磷酰胺、阿霉素、长春新碱、泼尼松）化疗后的肝功用反常发作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含义（P<0.05）。以TP计划导致肝功用反常的发作率为最高，阳性组发作率为36.0%（18/50），阴性组发作率为15.8%（19/120）。 定论 恶性肿瘤患者HBV阳性时，特别当HBV-DNA阳性时，经化疗后（TP计划为首）更简单导致肝危害。
[关键词] 恶性肿瘤；化疗；乙型肝炎病毒；肝危害
[中图分类号] R730.53；R512.62 [文献标识码] B [文章编号] 1673-9701（2015）13-0091-03
[Abstract] Objective To evalu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hepatic toxicity induced by chemotherapy in patients with malignant tumor who test positive for HBV markers. Methods From January 2008 to January 2014， 887 cancer patients were treated by chemotherapy. Among 274 cases of patients were HBV positive （positive group）， 613 patients were HBV negative （negative group）， the liver function after chemotherapy were compared. Results Positive group patients receiving chemotherapy had higher rate of hepatic toxicity than those in negative group（24.1% vs. 11.3%，P<0.01），the incidence rate of 3-4 grade hepatic toxicity in positive group patients was 11.2%（13/116），more than that in negative group 0.65%（4/613）. In the different treatment， there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in two groups by TP regimen （paclitaxel+cisplatin）， CAF（cyclophosphamide+adriamycin+5-Fluorouracil）， CHOP （cyclophosphamide+ doxorubicin + oncovin + prednisone） liver function after chemotherapy （P<0.05）. In the TP scheme leaded to the incidence of abnormal liver function was the highest， the incidence rate in positive group was 36%（18/50），the incidence rate in negative group was 15.8%（19/120）. Conclusion HBV infection is associated with higher risk of hepatic toxicity in patients with malignant tumor during chemotherapy（led by TP scheme）.
[Key words] Malignant tumor；Chemotherapy；HBV；Hepatic toxicity
我国是缓慢乙型肝炎病毒（HBV）感染的高发区，一起部分HBV的感染者可兼并发作恶性肿瘤[1]。化疗仍是现在临床上医治恶性肿瘤的首要办法，有文献报导部分解疗药物能使HBV再度激活，可导致患者发作必定程度的肝危害，进而影响化疗的临床效果及预后[2]。本研讨回忆性剖析了我院收治的887例恶性肿瘤患者经化疗后的肝功用状况，评论恶性肿瘤患者HBV阳性与经化疗后导致肝危害的关联性，现报导如下。
1 材料与办法
1.1 一般材料
选取2008年1月～2014年1月我院收治的887例恶性肿瘤患者，均住院承受化疗，其间男524例，女363例，年纪17～73岁，均匀（46.1±8.6）岁。当选规范：在进行化疗前肝肾功用均在正惯例模；经腹部B超及CT查看均证明无肝本质性病变及肝搬运癌。其间肺癌334例，乳腺癌186例，恶性淋巴瘤169例，卵巢癌108例，胃肠道恶性肿瘤90例。依据HBV标志物的查看成果，HBV阳性274例（阳性组），HBV阴性613例（阴性组）。化疗计划首要为TP[紫杉醇135 mg/m2、顺铂（80～100）mg/m2]、NP[长春瑞宾30 mg/m2、顺铂（80～100）mg/m2]、FOLFOX[奥沙利铂130 mg/m2、亚叶酸钙200 mg/m2、氟尿嘧啶500 mg/m2]、CAF[环磷酰胺（500～750）mg/m2、阿霉素50 mg/m2、氟尿嘧啶500 mg/m2]、TA[紫杉醇135 mg/m2、阿霉素50 mg/m2]、TC[紫杉醇135 mg/m2、环磷酰胺（500～750）mg/m2]、CHOP[环磷酰胺（500～750）mg/m2、阿霉素50 mg/m2、长春新碱1.4 mg/m2、泼尼松100 mg/d]。
1.2 办法
化疗前一切患者测定血清HBV各标志物（选用放射免疫法），首要包含5项：乙型肝炎外表抗原（HBsAg）、乙型肝炎外表抗体（HBsAb）、乙型肝炎e抗原（HBeAg）、乙型肝炎e抗体（HBeAb）、乙型肝炎中心抗体（HBcAb），一切目标均阴性或只要HBsAb阳性则为阴性组，其他状况均为阳性组。如患者的HBV标志物阳性则需检测HBV-DNA（选用聚合酶链反应法）。在化疗2周后检测肝功用：首要包含5项：天冬氨酸氨基搬运酶[AST，正常值（8～40）U/L]、丙氨酸氨基搬运酶[ALT，正常值（5～40）U/L]、γ-谷氨酰搬运酶（γ-GT，正常值<50 U）、碱性磷酸酶（ALP，正常值40～110 U）、总胆红素[TBIL，正常值（1.71～17.1）μmol/L]。肝危害分度按Child-Pugh分级规范。
1.3统计学办法
选用SPSS18.0统计学软件进行数据剖析，计数材料比较选用χ2查验。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含义。
2 成果
2.1 化疗后肝功用反常状况
经化疗后阳性组中肝功用反常发作率为24.1%（66/274），其间肝危害Ⅰ度32例，Ⅱ度21例，Ⅲ度9例，Ⅳ度4例；阴性组肝功用反常发作率为11.3%（69/613），其间肝危害Ⅰ度40例，Ⅱ度25例，Ⅲ度3例，Ⅳ度1例，两组差异有统计学含义（P<0.01）。
2.2 阳性组化疗后肝功用反常的散布状况
阳性组中HBV-DNA阳性率为42.3%（116/274），首要散布在大三阳及小三阳的患者群中，两者的HBV-DNA阳性率别离为75.4%（46/61）及47.8%（43/90），而肝功用反常发作率别离为32.8%（20/61）及27.8%（25/90）。HBV-DNA阳性患者经化疗后呈现Ⅲ～Ⅳ度肝危害的发作率为11.2%（13/116），但在阴性组中Ⅲ～Ⅳ度肝危害的发作率仅为0.65%（4/613）。见表1。
2.3不同化疗计划导致肝功用反常的状况
在各种化疗计划中，两组间TP计划、CAF计划及CHOP计划导致肝功用反常的发作率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含义（P<0.05），其他计划中两组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含义（P>0.05）。其间两组中TP计划所导致的肝功用反常发作率均为最高，阳性组达36.0%（18/50），阴性组达15.8%（19/120）。见表2。
3评论
肝脏作为一个代谢器官是大大都药物完结体内代谢的重要场所，而抗肿瘤药物也绝大大都都经其代谢，如紫杉醇、长春新碱、环磷酰胺、阿霉素、氟尿嘧啶等[3]。不同的抗肿瘤药物对恶性肿瘤患者自身也会发作不同程度的毒性效果，在患者的HBV标志物阳性时，可能会导致较严峻的不良反应，进而能影响患者的化效果果及预后，因此临床上调查恶性肿瘤HBV阳性患者经化疗后导致的肝危害状况有重要含义。本研讨两组患者中大大都表现为无症状肝危害，首要为肝功用的目标存在反常，Ⅲ～Ⅳ度的肝危害两组中仅呈现了17例，占总数的1.92%，表现为纳差、乏力及黄疸，给予对症、保肝医治1～2周后，临床症状缓解，可见经化疗后所导致的肝危害多为隐匿性且危害程度均较轻。本研讨成果提示，阳性组中肝危害的发作率要比阴性组更为显着，阳性组及阴性组肝功用反常的发作率别离为24.1%与11.3%，差异有统计学含义（P<0.01）；且阳性组发作的肝功用反常首要呈现散布在大三阳及小三阳的患者群中，别离占32.8%与27.8%。在116例HBV-DNA阳性的患者中Ⅲ～Ⅳ度肝危害的发作率达11.2%（13/116），而阴性组中仅0.65%（4/613）发作Ⅲ～Ⅳ度的肝危害，首要原因可能是化疗再次使HBV激活并仿制，终究导致肝炎复发。
经化疗后导致的肝危害首要有以下原因需求考虑：①抗肿瘤药物及其间间代谢产品直接对肝脏发作的毒性效果[4，5]。本研讨中两组患者经不同化疗计划医治后导致肝危害的状况各不相同，但均以TP计划导致的肝功用反常的发作率为最高，阳性组及阴性组的发作率别离高达36.0%及15.8%，差异有统计学含义（P=0.041）。②抗肿瘤药物能使HBV发作再激活，特别在抗肿瘤医治前HBV-DNA阳性者的HBV再激活率更高[6]。本研讨成果提示，阳性组中HBV-DNA阳性率达42.3%，超越24%的患者发作肝功用反常状况，且有11.2%的患者呈现Ⅲ～Ⅳ度的肝危害，与上述文献成果共同。
本研讨成果也显现，阳性组在一切化疗计划中经化疗后导致的肝功用反常发作率均要高于阴性组，差异有统计学含义的只要TP、CAF、CHOP三种计划，而阳性组总的肝危害发作率也较阴性组显着增高（24.1% vs.11.3%）。HBV-DNA阳性患者肝脏自身已存在必定程度的缓慢肝危害，有着较差的代偿才能，再加上抗肿瘤药物的肝毒性影响，均导致经化疗后肝危害风险较HBV阴性组显着升高[7]。也有文献报导，恶性肿瘤患者在经化疗后所导致的肝危害各种风险要素的统计剖析中，与存在缓慢病毒性肝炎病史相关患者的肝危害所占百分比是最高的[8，9]，本研讨成果也证明该定论。HBV所引起的肝危害机制首要为病毒直接危害及免疫应对危害，进行化疗时能按捺T淋巴细胞分解及老练，使得对HBV的监督、杀伤及铲除大大削减，因此HBV才得以仿制；而当化疗完结后机体又对HBV部分康复了免疫应对功用，才导致较为严峻的肝危害[10]。HBV的再激活发作的临床结果各文献报导其轻重不等，较轻者仅呈现无症状性ALT增高，能自行缓解；较重者可发作腹水、黄疸、反常的凝血功用等重症肝炎的临床表现[11]。本研讨中无一例患者发作重症肝炎，原因可能是本研讨所当选的患者年纪相对较小、免疫功用相对较好。
综上所述，为确保恶性肿瘤患者顺利进行化疗，有用延伸患者的生存期，一起考虑削减经化疗后发作的肝危害状况，对恶性肿瘤患者中HBV阳性者在化疗前需尽早发现肝危害的高危要素，除肝功用各目标的惯例检测外还需求检测HBV-DNA；在正确挑选化疗计划的一起，给予护肝医治办法并及时抗病毒等干涉医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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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15-03-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