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观微观 收入不平等与信赖的联系： 微观与微观研究进展

夏庆　辛自强　杨之旭

摘要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研讨从微观和微观两个层面讨论收入不相等和信赖的联系。微观研讨一般选用相关法，以基尼系数和泰尔指数等代表社会收入不相等，经过社会查询丈量信赖，成果发现收入不相等负向猜测信赖。微观研讨一般选用试验法，操作研讨目标的收入，观测博弈中信赖行为的改变，成果发现收入不相等下降信赖。未来的微观层面研讨能够讨论收入不相等与不同类型信赖、不同集体信赖的联系，微观层面研讨需求进步试验的生态效度，并讨论收入不相等影响信赖的心思机制。

关键词收入不相等；信赖；出资博弈

分类号B849

DOI： 10.16842/j.cnki.issn2095-5588.2017.05.006

1前语

现在研讨遍及以为信赖是一种重要的社会资本。它能够下降交易成本（Fukuyama， 1997； Knack & Keefer， 1997），添加经济绩效（张维迎，柯荣住，2002），促进社会长时间安稳和经济添加（Putnam， Leonardi， & Nanetti， 1994）。一个社会中信赖较高，人们则倾向于和别人协作。收入不相等是影响信赖的重要要素之一，国内外许多研讨现已证明了这一点（白锐， 罗龙真， 2014； 胡斌， 2014； 申广军， 张川川， 2016； Alesina & La Ferrara， 2000a，2000b， 2002； Bjrnskov， 2007； Fehr & Schmidt， 1999； Ioakimidis & Heijke， 2016； Putnam， 2000）。

研讨收入不相等对信赖的影响具有重要的理论含义，这能使咱们愈加深化了解这两个重要要素之间的联系，还对方针拟定、准则规划与企业办理有多方面的启示含义。长时间以来，国内外不同学科的学者都对此问题进行了研讨。可是，收入不相等和社会信赖都是比较杂乱的变量，不同的研讨对这两个变量有不同的丈量目标（张维迎， 柯荣住， 2002；Berg， Dickhaut， & McCabe， 1995； Bicchieri， Xiao， & Muldoon， 2011；Deininger & Squire， 1996； Fukuyama， 1997； Greiner， Ockenfels， & Werner， 2012）。

此外，不同研讨者对同一学术问题有研讨取向和研讨办法上的差异。有的在微观层面经过数学建模进行计量剖析，来讨论收入不相等与社会信赖的联系，得出的是相关定论（胡斌， 2014； 申广军， 张川川， 2016；Alesina & La Ferrara， 2000b， 2002；Bjrnskov， 2007； Fehr & Schmidt， 1999； Ioakimidis & Heijke， 2016； You， 2012）。也有研讨者通過试验规划，在微观水平讨论二者之间的因果联系（何浩然， 王伟尧， 李实， 2015； 宋紫峰， 周业安， 何其新， 2011； Berg，Dickhaut， & McCabe， 1995； Bicchieri， Xiao， & Muldoon， 2011； Greiner， Ockenfels， & Werner， 2012； Xiao & Bicchieri， 2010）。本文首要整理不同学科的相关文献，总结收入不相等和社会信赖的丈量目标；其次，介绍在微观水平与微观水平两层面研讨的办法、成果，并做出点评；终究，对未来的研讨方向进行展望。

2收入不相等、信赖的界定与丈量

一般来讲，收入不相等是一种集成性的微观变量，信赖是个人层面的认知行为变量。整理文献发现，收入不相等与信赖的丈量有两种趋势，一种是微观研讨中运用大型查询项目中相关的数据。另一种是在微观研讨中，结合详细的研讨规划，丈量上述两个概念的行为目标。

21收入不相等

微观上衡量收入不相等首要有实证法和规范法两种剖析办法（王海港， 2005）。实证办法用一种计算值来描绘收入分配中的实践离散程度，常见的有频数图、洛伦兹曲线、泰尔（Theil）指数及帕累托散布。

闻名经济学家基尼于1913年提出了基尼系数。基尼系数给出了反映居民之间贫富差异程度的数量界限，较为客观地反映居民之间的贫富距离，得到国际各国的广泛认同和遍及选用，是国际公认的衡量贫富距离的威望目标之一（Deininger & Squire， 1996）。基尼系数由洛伦兹曲线推导得出。基尼系数的根本公式为公式1，y代表收入，n为抽样样本数量，i和j代表的是抽样集体中恣意个别。

G=12n2∑ni=1∑nj=1yi-yj公式1

泰尔指数是实证办法导出的另一种首要的收入不相等目标，该目标不简略用图形标明，可是泰尔指数长处是它很简略在各人群间分解不相等。泰尔在1967年的作品《经济学与信息理论》中凭借信息理论中的熵概念提出了泰尔熵概念，泰尔系数是泰尔熵衡量中运用最广泛的一个特例，泰尔系数一般办法如公式2，y代表收入，i代表恣意个别。

I=1n∑ni=1yiln

yi公式2

规范法是在一种价值判别根底上，用社会福利函数衡量收入不相等，如阿特金森曲线是典型的由规范法推导的不相等目标。此外，也有一些学者运用我国归纳社会查询（CGSS）的某些省市内的收入规范差、城乡收入比作为收入不相等的目标（白锐， 罗龙真， 2014）。

在试验研讨中，研讨者需求在微观水平操作收入不相等，收入不相等的操作界说能够分为博弈范式下的实证目标和模仿收入不相等情形下的实证目标。在博弈范式下，宋紫峰等（2011）以为收入不相等首要有三种操作办法，分别是个别出资公共品的边沿收益不相等、被试禀赋不相等与出场费不相等。边沿收益不相等由Isaac和 Walker（1988）提出。其详细操作办法是，在公共物品博弈中，一切被试都有必定初始资金，都对公共账户出资，之后公共账户总资金乘以某个系数（a）之后返还被试，不同的被试或许有不同的系数（a），所以这些系数（a）为边沿收益不相等的操作界说。被试禀赋不相等指的是不同被试初始财富之间的不同。例如，有研讨者在出资博弈范式的试验研讨中，将不相等界说为出资者与承受者初始资金之间的差异（Xiao & Bicchieri， 2011）。出场费不相等指被试取得的酬劳不共同（Anderson， Mellor， & Milyo， 2008）。

需求留意的是，出场费不相等不同于被试禀赋不相等，前者指的是被试费不相等，后者是被试博弈开始时掌握的可兑换实在钱银的初始筹码不相等。在上述三种收入不相等中，被试禀赋不相等是最简略操作的（宋紫峰， 周业安， 何其新， 2011）。别的，边沿收益不相等或许仅适用于公共物品博弈范式下收入不相等的概念，被试禀赋不相等与出场费不相等的操作化界说或许也适用其他博弈范式下收入不相等的概念。

此外，也有研讨者构建了其他情形下的收入不相等目标。例如，Cozzolino（2011）在试验研讨中，首要让被试在独自房间内填写一系列查验，并通知被试还有两个被试（虚拟的）在其他房间里也在做相同查验，依据三名被试的查验分数来分配奖品（18张抽奖券）。给被试的抽奖券为6张代表收入相等，给10张或2张代表收入不相等。

22信赖

因为信赖的积极效果，信赖研讨越来越受注重，可是它的概念很杂乱。信赖最简略、最一般化的特征是个别面临不断定性而情愿承当必定危险（翟学伟， 2014； 邹娟， 2010）。Rotter（1967）从人际视点动身，以为信赖是个别持有的对其他个别的言辞、书面或口头许诺可靠性的一种归纳化希望。信赖首要有两种常见的区分办法。如Luhmann（1979）将信赖区分为人际信赖和准则信赖，前者以人与人往来中建立起的情感联系为根底，后者以人与人往来中所遭到的规范、法纪准则的管制限制为根底。可是，现有文献中更多选用Weber和Gerth（1953）的区分办法，区分为特别信赖与一般信赖（周广肃， 李浪沙， 2016）。特别信赖是建立在血缘根底或亲密联系根底上，个人对特定目标（如亲属）的信赖；一般信赖也可称之为社会信赖，社会信赖建立在规矩上，信赖目标是生疏人以及不是特别了解的人（陶芝兰， 王欢， 2006）。

大型社会查询项目中有关信赖的丈量标题可被用作信赖的微观目标。国际上的归纳社会查询（General Social Survey）和国际价值观查询（World Values Survey）都有关于信赖的丈量标题。Knack和Keefer（1997）的经典实证研讨中的信赖目标就是归纳社会查询中的信赖标题得分。许多国内研讨者运用我国归纳社会查询（CGSS）中的信赖度指数作为信赖目标。

不同的社会查询中的信赖丈量办法不同，互相的差异包括标题遣词、标题数量和计分办法等。国际价值观查询中有一道标题丈量信赖：“一般来讲，你以为大多数人能否被信赖或许與人打交道时应当当心防范吗？”被试有两个选项，1代表大多数人值得信赖，0代表与人往来越当心越好。这道标题的两个选项份额能够被用作信赖的丈量目标（杨明， 孟天广， 方然， 2011）。我国归纳社会查询丈量不同类型的信赖，如“你以为身边大多数人是否值得信赖？”丈量的是一般信赖，其他的标题查询人们对不同集体（如同学和亲属）的信赖，丈量的是特别信赖。以上标题一般选用5点计分法。此外，还有一些查询中包括丈量信赖的标题，如我国企业家查询体系、东亚民主动态查询、我国公民价值观查询等。

大多数心思学、行为经济学的试验研讨选用博弈使命来丈量信赖行为，其间最常用的博弈范式是出资博弈使命（史燕伟， 徐富明， 罗教讲， 李燕， 刘程浩， 2015； 辛自强， 高芳芳， 张梅， 2013）。出资博弈使命由Berg等（1995）提出。在出资博弈使命中，参与博弈的目标包括信赖者和被信赖者两人，两人开始各被赋予A元，信赖者能够挑选送给被信赖者B元（0 ≤B≤A），未被送出的金额归自己一切。送出金额B会变为3B，被信赖者取得3B元，被信赖者能够返还M元（0 ≤M≤3B）给信赖者。其间信赖的目标有两个，一个是信赖者的送出金额，另一个是信赖者预期被信赖者返还金额的份额，计算办法是：预期被信赖者返还的金额 /（被信赖者取得的金额+被信赖者的初始金额）。这种信赖计算办法现已被现有文献屡次运用（如Xin， Liu， Yang， & Zhang， 2016； Xin， Yang， & Liu， 2017）。此外，试验研讨中也能够经过信赖问卷或量表来丈量信赖程度（Cozzolino， 2011； Mulder， Van Dijk， De Cremer， & Wilke， 2006）。

3收入不相等与信赖联系的研讨发展

收入不相等与信赖的联系研讨能够分为两类，一类是微观层面的相关研讨，另一类是微观层面的试验研讨。微观研讨大多用计量建模的办法，以为收入不相等负向猜测信赖。微观试验研讨大多选用试验研讨办法，以为收入不相等下降信赖。

31微观层面的研讨

微观研讨定论详细表现为收入不相等对社会信赖的偏回归系数（胡斌， 2014；申广军， 张川川， 2016； Alesina & La Ferrara， 2000a， 2000b， 2002； Bjrnskov， 2007； Fehr & Schmidt， 1999； Ioakimidis & Heijke， 2016， Putnam， 2000； You， 2012）或相联系数明显（白锐， 罗龙真， 2014）。可是不同研讨中收入不相等解说信赖变异的效果量有必定差异。

有研讨者以2005年省级泰尔系数作为收入不相等的目标，同年的我国归纳社会查询（CGSS）中对生疏人信赖度、近邻信赖度和亲属信赖度为衡量信赖水平的目标（白锐，罗龙真， 2014），对各种假定回归模型进行了估量，发现选用三次多项式模型的拟合效果最好（R方最大，为015），其曲线为“大N型”。而泰尔指数与信赖的皮尔逊积差相联系数为：生疏人信赖度-020，近邻信赖度021、亲属信赖度017。归入了个人受教育程度、居住地等操控要素后，以上三种相联系数依然明显。白锐和罗龙真（2014）以为当时情境下我国的收入不相等负向猜测社会信赖（对生疏人的信赖），社会信赖呈“大N曲线”中心的下行情况。

别的申广军和张川川（2016）以我国2005年县区级的基尼系数作为收入不相等目标，以我国家庭追踪查询（2012）中的问题“一般来说，您以为大多数人是能够信赖的，仍是和人共处要越当心越好？”来丈量社会信赖。他们用probit模型对数据进行计量剖析，发现基尼系数对社会信赖的偏回归系数明显，值为-083，R方值为029；在归入个人、家庭、社区三个层面的多个操控变量后，其规范回归系数为-067，R方值为028。上述成果标明，收入不相等能够负向猜测社会信赖。此外，他们还运用受访者对爸爸妈妈、街坊、美国人、生疏人和干部等不同集体的信赖作为代替目标进行稳健性查验。稳健性查验中居民对入户访谈员的信赖程度作为操控变量，基尼系数对街坊信赖、美国人信赖、生疏人信赖的回归系数均明显，分别为-034、-048、-048，而基尼系数对爸爸妈妈和医师信赖的回归系数不明显。

信赖是个别层面上个人对社会中不同集体可信程度的查询，而收入不相等一般是微观层面上对财富分配情况的查询。对此，假如用多层线性模型（HLM）讨论收入不相等与信赖的联系，研讨定论或许更有说服力。胡斌（2014）以我国归纳社会查询（2010）中丈量信赖的问题，即“总的来说你是否赞同社会中的人是可信的？”作为信赖目标，该目标选用5点计分法。以2010年我国东部、中部、西部的省级基尼系数和区县级的城乡收入比作为收入不相等目标。首要他用积差相关剖析我国规模内基尼系数和社会信赖之间联系，发现二者相关达到了-043，其间中部区域相联系数为-079。之后他用HLM办法对相关数据进行剖析，终究发现在操控个别层面变量（如教育程度、性别）之后，城乡收入比对信赖的回归系数明显，值为-019；在操控个别层面和区县层面变量后发现，省级层面的基尼系数对信赖的回归系数明显，值为-094。这些成果标明，县区层面的收入不相等和省级收入不相等都能够负向猜测社会信赖。

归纳来看，以往的微观层面研讨运用不同的收入不相等和信赖目标，根本上共同得出“收入不相等负向猜测社会信赖”的定论。假如进一步探求，不同研讨中县区级的收入不相等都能够负向猜测个别层面的信赖（胡斌， 2014； 申广军， 张川川， 2016）。与之相似，也有研讨者以为省级层面收入不相等负向猜测信赖（白锐， 罗龙真， 2014）。可是，省级层面收入不相等与信赖联系或许遭到区域要素的影响。有研讨标明，我国东部区域的省级基尼系数与信赖的相联系数为-038，而中部区域达到了-079，而西部区域二者之间联系没有明显相关（胡斌， 2014）。这种差异的原因或许是区域文明要素，如西部区域的宗教信仰高于东部，宗教信仰或许添加社会信赖（阮荣平， 王兵， 2011）。而且，西部区域经济科技开展慢于中东部区域，又因为文明堕距影响，即社会心思变迁速度慢于经济与科技开展速度，所以信赖下降或许具有推迟效应（胡斌， 2014）。

此外，有研讨标明，2005年全国规模泰尔系数正向猜测当年对街坊信赖（白锐， 罗龙真， 2014），而其他研讨标明，2005年全国规模基尼系数负向猜测2012年对近邻信赖（申广军， 张川川， 2016）。这或许因为2005至2012这七年间，人们对街坊的社会认知发生改变。远亲不如近邻，收入不相等引起人们焦虑与负性心情，街坊或许是人们的社会支持（洋龙， 2004），所以收入不相等或许添加人们对街坊的信赖。而跟着城镇化人口活动，人们与街坊沟通越来越少，情感维系越来越弱（辛自强， 凌喜爱， 2015）。收入不相等布景下，人们或许视街坊为攀比目标，然后下降对街坊信赖（申广军， 张川川， 2016）。终究需求指出的是，微观层面的有关研讨也存在一些局限性，特别是，收入不相等影响信赖的机制在理论剖析上并不清楚（周广肃， 李浪沙， 2016），而且缺少实证研讨。

32微观层面的研讨

依据现有文献分類，微观水平的研讨首要是试验研讨取向，少量选用数学推导办法。有研讨者在必定的研讨结构（如出资博弈范式）下，对心思要素量化，选用数学推导的办法，研讨收入不相等对信赖的影响。如夏继军， 张来武和雷明（2003）在出资博弈范式下，假定两边的信息彻底对称、而且将社会心思学中的利他动机与互利倾向引进传统的经济人假定中。利他动机表现为出资者的出资行为，即信赖行为，互利动机为承受者承受出资后的报答行为。该研讨者推导发现，当出资者禀赋高于对方，即收入距离讨厌小， 出资者因为利他动机和信赖承受者的互利动机更或许出资。假如出资者禀赋低于对方，利他动机或许削弱，然后出资行为或许下降，即收入不相等或许下降信赖。

经过整理收入不相等与信赖的试验研讨发现，以往研讨首要依据经济心思学的博弈范式，操作收入不相等，查询信赖目标的改变，其间的博弈使命首要是出资博弈、公共物品博弈等。一般来讲，在博弈范式中，被试互不知道，所丈量的信赖应该归于一般信赖，即社会信赖。尽管现有的试验有不同的详细规划，但大多证明了收入不相等会导致信赖的下滑（何浩然， 王伟尧， 李实， 2015； 宋紫峰， 周业安， 何其新， 2011； Berg， Dickhaut， & McCabe， 1995； Bicchieri， Xiao， & Muldoon， 2011； Greiner， Ockenfels， & Werner， 2012； Xiao & Bicchieri， 2010）。

例如，宋紫峰等（2011）选用公共物品博弈范式，以大学生为被试，发现初始禀赋不相等和个别出资公共品的边沿收益不相等，都会明显下降个别对公共品的出资行为，这意味着被试对其他被试信赖水平的下降。与之相似，Xiao和Bicchieri（2010）以大学生为被试，运用出资博弈使命，操作信赖者与被信赖者之间初始资金的差异，试验成果标明，比较信赖者与被信赖者初始资金相等的条件下，在二者初始资金不相等的条件下，被信赖者的报答额和出资者的出资额均更少。

收入不相等也被研讨者操作为被试费不相等（Anderson， Mellor， & Milyo， 2006）。Anderson等（2006）在出资博弈范式下，以大学生为被试，规划了双要素混合规划的试验。一个自变量为收入不相等，操作为被试费差异，分为三水平，分别为相等、一般不相等和严峻不相等；另一自变量为收入不相等出现的办法，分为两水平，分别为揭露出现（在一切被试面前展现每个人的被试费）和暗里出现（每个被试暗里收取酬劳，但每个被试也知道一切人酬劳）。因变量为信赖者出资额。试验成果发现，相较于收入相等水平，在收入不相等的两个水平下，被试的信赖行为明显更少。

何浩然等（2015）改善了侵吞-博弈试验，被试为大学生。榜首阶段侵吞者会侵吞回应者的筹码，每个筹码可兑换1元人民币。第二阶段回应者能够挑选支付必定价值（花费筹码）赏罚侵吞者（削减侵吞者筹码）。收入不相等被界定为侵吞者与回应者之间筹码的数量差异。试验成果证明，收入不相等程度越高，回应者施行报复行为的概率越高；此外，收入不相等也进步了侵吞者施行侵吞行为的概率。可见，该研讨直接证明了收入不相等下降信赖。

除此之外，一些学者构建了更杂乱也与实际日子更附近的情形来进行研讨。Cozzolino（2011）的研讨以大学生为被试，让被试在独自的格子间里完结一系列查验，并通知被试还有两个相同的被试（虚拟的）在其他的格子间里也在做相同查验，依据三名被试的查验分数来分配奖品（18张抽奖券）。之后，设置三种自变量水平，被试承受11张（高收入组）、6张（平均收入组）、1张（低收入组）作为收入不相等的目标。因变量为被试的信赖查验的得分。Cozzolino发现收入不相等组（高收入组与低收入组）的信赖均明显低于平均收入组。

这里有一个问题需求进一步探求。收入不相等下降信赖，但收入不相等又可分为优势个别（收入过高）和下风个别（收入过低），是优势个别对下风个别信赖下降，仍是两边信赖都下降？ 信赖下降的中介机制又是什么呢？有实证研讨标明，收入不相等会导致优势和下风个别都下降信赖，而且優势个别与下风个别信赖下降的途径是不同的。对优势个别，收入不相等经过下降分配公平性感知来下降信赖；而关于下风个别，收入不相等经过下降积极心情和进步负性心情来下降信赖（Cozzolino， 2011）。

总结一下，试验研讨中收入不相等的类型和操作办法有差异，如出资博弈范式下信赖者与被信赖者的禀赋差异、被试费差异等。共同点是试验研讨大多选取在校大学生为被试，大多选用经济博弈的试验范式，证明了收入不相等会导致信赖行为的削减。

4总结与展望

41总结

曩昔几十年，许多相关研讨证明了收入不相等与信赖的负相相联系，试验研讨进一步证明了收入不相等下降信赖的因果定论。这些研讨具有重要含义：相关研讨的定论能够为方针规划、企业办理供应主张；试验研讨因为大部分是由经管类学科的学者进行的，这不只推行了博弈范式，也促进试验法在经管学科研讨中的运用，得出了更具情形针对性的定论。

可是，现有研讨也存在一些缺乏。榜首，相关研讨证明收入不相等对不同信赖类型的回归系数存在明显差异（白锐， 罗龙真， 2014； 申广军， 张川川， 2016），这说明信赖类型或许会调理收入不相等与信赖之间的联系，可是很少有文献讨论此问题。第二，收入不相等是一个微观变量，信赖是个别层面的认知或行为，可是相关研讨和试验研讨很少讨论收入不相等影响信赖的心思机制。仅有少量研讨以为收入不相等经过社会极化下降信赖（申广军， 张川川， 2016），或经过引起负性心情下降信赖（Cozzolino， 2011）。第三，试验研讨的数量不多。而且，试验研讨大多选用大学生为试验被试，大多依据博弈范式，操作被试费或禀赋不相等。可是，依据博弈范式操作的收入不相等，如禀赋不相等，不能表现收入不相等的理论实质。相等是公平的必然成果，要求劳作与收益的对等（洋龙， 2004），而在校大学生较少体会劳作与收入相关的进程，运用他们作为被试或许会限制研讨成果的可推行性。上述的研讨缺乏或空缺暗示着该范畴还需求进行更多的研讨作业。

42展望

微观水平的相关研讨能够讨论收入不相等怎么影响不同类型的信赖。Weber和Gerth（1953）将信赖区分为特别信赖和一般信赖。特别信赖如对亲属、爸爸妈妈的信赖，一般信赖一般是对生疏人的信赖。有些研讨标明收入不相等负向猜测对生疏人的信赖（白锐， 罗龙真， 2014； 申广军， 张川川， 2016）。可是，有研讨标明，收入不相等正向猜测对亲属的信赖（白锐， 罗龙真， 2014），而不能猜测对爸爸妈妈的信赖（申广军， 张川川， 2016）。这一成果标明，收入不相等或许对特别信赖和一般信赖有不同的影响，这值得未来研讨的重视。

此外，往后能够讨论人们对不同集体的信赖水平。不同集体的成员具有不同的社会身份，而不同的社会身份的可信性是不同的（辛自强， 辛素飞， 2014）。已有实证研讨标明，基尼系数对美国人、医师、生疏人信赖的猜测效果有差异，其间负向猜测对美国人和生疏人的信赖，不能明显猜测对医师的信赖（申广军， 张川川， 2016）。据此，讨论收入不相等怎么影响人们对不同集体的信赖，有助于愈加深化地了解收入不相等的效果规模，进而更精确地断定重建或稳固信赖的思路。

终究，相关研讨能够考虑运用规范化的丈量东西丈量信赖。例如，Rotter 的“人际信赖量表”选用5点计分办法，共25题，包括丈量对爸爸妈妈、专家、法院、官员等目标的信赖标题，分数越高代表个别的人际信赖水平越高。该量表具有较高的信效度，其分半信度系数为076，距离 3个月的重测信度 068（Rotter， 1967）。未来的研讨能够考虑运用这一量表丈量信赖。

微观水平的试验研讨能够从试验规划的相关要素，如被试选取、研讨范式、试验情形等方面下手改善试验，而且讨论收入不相等下降信赖的心思机制。榜首，在被试选取方面，许多试验研讨的被试是大学生，可是大学生经济活动经历缺乏，对收入不相等或许不是很灵敏，因而未来的研讨最好招募社会经历丰富、正在作业，并对收入不相等灵敏的被试。

第二，为了增强被试的实际卷进感与行为的实在性，能够考虑运用金钱作为收入。例如，有研讨者在独裁者博弈试验中，将金钱给予担任独裁者人物的被试，金钱数量相当于被试实在日子中一天的收入（Alms， Cappelen，Srensen，Tungodden， 2010）。这是因为，有研讨者发现，相关于运用不能兑换真钱的筹码情境下，被试在运用真钱情境下表现了更强的反应学习效应（徐四华， 方卓， 饶恒毅， 2013），这种效应也是实在经济日子的特色。由此估测，在运用实在金钱的出资博弈试验中，被试中的行为或许更符合在实在日子中的表现。这样行为试验的生态效度也或许更高。

第三，在试验情形方面，试验研讨中收入不相等的操作应表现它的实质特色，即被试应该在完结必定试验使命之后，得到不相等的收入（洋龙， 2004）。这样，试验室里的收入不相等才会愈加挨近实际日子中的收入不相等，由此发现的收入不相等和信赖的联系才或许更有生态效度。

第四，试验研讨能够讨论收入不相等下降社会信赖的心思机制。有研讨者以为收入不相等经过社会分解下降社会信赖，社会地位的分解激烈地影响到居民对干部的信赖（申广军， 张川川， 2016）。与此相似，收入不相等或许会危害人们的准则信赖，尤其是人们对收入分配准则的信赖。因为准则信赖为个别间的互动往来供应根本结构，人们以此为标准能够了解、预期和掌握别人的活动，这有助于下降人们行为的不断定性（陶芝兰， 王欢， 2006），能够以为准则信赖和人际信赖联系密切（刘国芳， 祁志强， 苗丹民， 2016）。因而，收入不相等或许经过下降人们的准则信赖，进而下降人们的社会信赖，但这有待证明。

参考文献

白锐， 罗龙真（2014）. 收入不相等与社会信赖水平相关性：依据量化剖析的实证查验. 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67（2）， 15-19.

何浩然， 王伟尧， 李实（2015）. 收入不相等对逆社会行为的影响： 两层试验依据. 国际经济， （11）， 53-70.

胡斌（2014）. 收入不相等与信赖水平的联系研讨—以CGSS2010为例. 硕士学位论文， 复旦大学.

刘国芳， 祁志强， 苗丹民（2016）. 作战部队基层单位信赖的结构与丈量. 心思技能与运用， 4（10）， 622-629.

阮荣平， 王兵（2011）. 差序格式下的宗教信仰和信赖 依据我国十城市的经历数据. 社会，（34）， 196-217.

申广军， 张川川（2016）. 收入距离、社会分解与社会信赖. 经济社会体系比较， （1）， 121-136.

史燕伟， 徐富明， 罗教讲， 李燕， 刘程浩（2015）. 行为经济学中的信赖： 构成机制及影响要素. 心思科学发展， 23（7）， 1236-1244.

宋紫峰， 周业安， 何其新（2011）. 不相等讨厌和公共品自愿供应——依据试验经济学的开始研讨. 办理国际， （12）， 32-54.

陶芝蘭， 王欢（2006）. 信赖形式的前史变迁—从人际信赖到准则信赖. 北京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12（8）， 20-23.

王海港（2005）. 收入分配不相等的概念及其衡量总述. 阴山学刊， 18（5）， 98-105.

夏继军， 张来武， 雷明（2003）. 利他、互利与信赖. 经济科学， （4）， 95-108.

辛自强， 高芳芳， 张梅（2013）. 人际—群际信赖的差异： 丈量与影响要素. 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42（1）， 76-82.

辛自强， 凌喜爱（2015）. 城市居民的社区认同： 概念， 丈量及相关要素. 心思研讨， 8（5）， 64-72.

辛自强， 辛素飞（2014）. 被信赖者社会身份杂乱性对其可信性的影响. 心思学报， 46（3）， 415-426.

徐四华， 方卓， 饶恒毅（2013）. 实在和虚拟金钱奖励影响危险决议计划行为. 心思学报， 45（8）， 874-886.

洋龙（2004）. 相等与公平、正义、公平之比较. 文史哲， （4）， 145-151.

杨明， 孟天广， 方然（2011）. 变迁社会中的社会信赖： 存量与改变——1990—2010年.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48（6）， 100-109.

张维迎， 柯荣住（2002）. 信赖及其解说： 来自我国的跨省查询剖析. 经济研讨， （10）， 59-70.

周广肃， 李沙浪（2016）. 消费不相等会引发社会信赖危机吗？ 浙江社会科学， （7）， 12-21.

翟学伟（2014）. 信赖的实质及其文明. 社会， 1（34）， 1-26.

邹娟（2010）. 浅谈人际信赖研讨总述. 知识经济， （14）， 177-178.

Alesina， A.， & La Ferrara， E. （2000a）. Participation in heterogeneous communities.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15（7）， 847-904.

Alesina， A. F.， & La Ferrara， E. （2000b）. The determinants of trust.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Working Paper， W7621.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Alesina， A.， & La Ferrara， E. （2002）. Who trusts others？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85（2）， 207-234.

Alms， I.， Cappelen， A. W.， Srensen， E. .， & Tungodden， B. （2010）. Fairnes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inequality acceptance. Science， 328（5982）， 1176-1178.

Anderson， L. R.， Mellor， J. M.， & Milyo， J. （2006）. Induced heterogeneity in trust experiments. Experimental Economics， 9（3）， 223-235.

Anderson， L. R.， Mellor， J. M.， & Milyo， J. （2008）. Inequality and public good provision： An experimental analysis. The Journal of SocioEconomics， 37（3）， 1010-1028.

Berg， J.， Dickhaut， J.， & McCabe， K. （1995）. Trust， reciprocity， and social history. Games and Economic Behavior， 10（1）， 122-142.

Bicchieri， C.， Xiao， E.， & Muldoon， R. （2011）. Trustworthiness is a social norm， but trusting is not. Politics， Philosophy & Economics， 10（3）， 170-187.

Bjrnskov， C. （2007）. Determinants of generalized trust： A crosscountry comparison. Public Choice， 130（1）， 1-21.

Cozzolino， P. J. （2011）. Trust， cooperation， and equality： A psychological analysis of the formation of social capital. British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50（2）， 302-320.

Deininger， K.， & Squire， L. （1996）. A new data set measuring income inequality. The World Bank Economic Review， 10（3）， 565-591.

Fehr， E.， & Schmidt， K. M. （1999）. A theory of fairness， competition， and cooperation.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14（3）， 817-868.

Fukuyama， F. （1997）. Social capital and the modern capitalist economy： Creating a high trust workplace. Stern Business Magazine， 4（1）， 1-16.

Greiner， B.， Ockenfels， A.， & Werner， P. （2012）. The dynamic interplay of inequality and trust—An experimental study. 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 Organization， 81（2）， 355-365.

Ioakimidis， M.， & Heijke， H. （2016）. Income inequality and social capital， are they negatively related？ European crosscountry analyses 2006-2012. The Journal of Developing Areas， 50（1）， 215-235.

Isaac， R. M.， & Walker， J. M. （1988）. Group size effects in public goods provision： The voluntary contributions mechanism.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03（1）， 179-199.

Knack， S.， & Keefer， P. （1997）. Does social capital have an economic payoff？ A crosscountry investigation.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12（4）， 1251-1288.

Luhmann， N. （1979）. Trust and power. Hoboken， NJ： John Willey & Sons.

Mulder， L. B.， Van Dijk， E.， De Cremer， D.， & Wilke， H. A. （2006）. Undermining trust and cooperation： The paradox of sanctioning systems in social dilemmas.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42（2）， 147-162.

Putnam， R. D. （2000）. Bowling alone： Americas declining social capital（pp. 223-234）.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Putnam， R. D.， Leonardi， R.， & Nanetti， R. Y. （1994）. Making democracy work： Civic traditions in modern Italy（pp163-181）.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Rotter， J. B. （1967）. A new scale for the measurement of interpersonal trust. Journal of Personality， 35， 651-665.

Weber， M.， & Gerth， H. （1953）. The religion of China： Confucianism and Taoism（pp. 187-189）. NewYork ： The Free Press.

Xiao， E.， & Bicchieri， C. （2010）. When equality trumps reciprocity. Journal of Economic Psychology， 31（3）， 456-470.

Xin， Z. Q.， Liu， Y. H.， Yang， Z. X.， & Zhang， H. C. （2016）. Effects of minimal social cues on trust in the investment game. Asi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19（3）， 235-243.

Xin， Z. Q.， Yang， Z. X.， & Liu， Y. H. （2017）. The impact of friendorfoe cues and survival pressure on trust in the investment game. Evolution and Human Behavior， 38（2）， 181-189.

You， J. S. （2012）. Social trust： Fairness matters more than homogeneity. Political Psychology， 33（5）， 701-721.

Abstract

Over the years， increasing research investigat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come inequality and trust at macro and micro levels. Prior studies at the macro level often adopt a correlation method， in which income inequality is represented by Gini coefficient or Theil index， and trust is measured in general social surveys， finding that income inequality negatively predicts trust. Other studies at the micro level routinely adopt an experimental method where participants incomes or endowments are manipulated and their trusting behaviors are observed in the subsequent economic game， demonstrating that income inequality decreases trust. Future research at the macro level can explore how the income inequality may predict different kinds of trust and the trust of different groups. Likewise， future research at the micro level should promote the ecological validity of the experiments and explore the psychological mechanisms through which income equality decreases trust.

Key words： income inequality； trust； investment gam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