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十大网络暴力事件 暴力媒体运用与儿童青少年共情联系的元剖析
刘绮丽+苏彦捷
摘 要 选用元剖析的办法评论暴力媒体运用与儿童中期至成年初显期个别共情之间的联络。经过文献查找与筛查,归入剖析24篇文献,37个数据集,共包括20081名被试。成果标明,暴力媒体运用与儿童中期至成年初显期个别的共情及其子成分心情共情和认知共情都有负性的相关,其间与心情共情的相关强于认知共情。被试的年纪、智能媒体的运用均可调理暴力媒体运用与共情的联络。
关键词 暴力媒体运用;共情;元剖析
分类号 B844.1
DOI: 10.16842/j.cnki.issn2095-5588.2017.10.002
1 导言
跟着新时代媒体的开展,学生成为媒体运用的重要集体。我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的陈述显现,到2016年12月,我国网民中,学生占比为25%。许多研讨开端重视媒体对儿童与青少年的认知及社会认知的影响,其间媒体中传载的暴力内容因其特别性而备受重视,包括暴力电视节目、电影、暴力视频游戏(violent video game)和暴力音乐等(Gentile, Saleem, & Anderson, 2007),这些常常被统称为暴力媒体(violent media)。
很多研讨成果标明,暴力媒体运用对个别的社会认知有着深远的影响。长时间的暴力媒体运用会添加青少年的身体进犯行为(physical aggressive behavior),并下降共情(empathy,Krahé, & Mller, 2010)。Anderson等人(2010)对不同文明下暴力視频游戏运用与大学生的进犯行为(aggressive behavior)、亲社会行为(prosocial behavior)、共情/脱敏(desensitization)的联络进行元剖析研讨,查找并收拾和编码文献136篇,成果发现暴力视频游戏的运用与个别的进犯行为、进犯性认知、生理唤醒呈正相关,与个别的亲社会行为和共情呈负相关,暴力视频游戏会形成暴力脱敏,这必定论也得到了很多随后研讨的支撑(Ewoldsen et al., 2012; Greitemeyer & Mügge, 2014; Kazemi & Shahabinezhad, 2016)。
近年来,国内学者关于暴力媒体运用对个别开展影响的研讨也不断增多。张学民等(2012)发现青少年暴力媒体运用与进犯行为呈正相关,运用时间、频率和暴力偏好与进犯倾向、身体进犯呈正相关。而过多地观看暴力电视节目也或许会导致青少年进犯行为倾向的添加(曾凡林, 戴巧云, 汤盛钦, 张文渊, 2004)。陈美芬和陈舜蓬(2005)运用IAT内隐联想查验,发现暴力网络游戏会添加青少年的内隐进犯性。靳宇倡和李俊一(2014)的元剖析还发现暴力视频游戏与青少年进犯性认知的相关存在文明差异,西方国家个别要大于东方国家个别。此外,该元剖析还发现暴力视频游戏与小学生、大学生和中学生进犯性认知的相关顺次递减。
在这些剖析中,研讨者还发现共情在上述变量之间联络中起侧重要效果。共情是指感觉和了解别人的心情并做出合适反响的才能(Decety & Svetlova, 2012),可分为认知成分和情感成分(Davis, 1983)。心情共情(emotional empathy)要求个别“以己度人”,经过自动化地“仿照”对别人的心情进行快速的仿照和仿制,然后感触到别人心情。认知共情(cognitive empathy)则要求个别自上而下地推理别人的心情和感触(Decety & Lamm, 2006)。高共情个别体现出更好的社会适应性,在人际互动中有更多的亲社会行为、更少的进犯行为(Jolliffe & Farrington, 2011)。共情在人际交往中不可或缺,但在以往关于暴力媒体运用的研讨中,将共情作为独自的因变量进行剖析还比较有限(Krahé & Mller, 2010),并且往往会将共情看作一个单一维度的全体,缺少暴力媒体运用对共情不同成分影响的剖析(Bartholow, Sestir, & Davis, 2005; Fraser, PadillaWalker, Coyne, Nelson, & Stockdale, 2012; Mlele, Kliem, & Rehbein, 2014)。本研讨期望经过对文献进行更详尽地剖析,评论暴力媒体运用与共情的联络,并别离评论其与心情共情和认知共情的联络。
在不同的开展阶段,个别接纳信息与处理信息的才能不同,因而年纪或许在暴力媒体运用与共情的联络之间具有必定的调理效果。儿童中期(6~11岁)的个别对暴力行为有较强的仿照才能和去按捺性,易学习暴力媒体中的内容(Groebel, 1998);青少年期的(12~17岁)个别处于身心高速开展的关键期,青春期激素的改变、按捺操控才能的限制,以及较强的冒险倾向,这些身心开展特色或许会导致暴力媒体运用对他们的影响更深远;处于成年初显期的(emerging adult, 18~25岁)个别正处在步入成年的过程中(段鑫星, 程嘉, 2007)。其间,18~21岁的个别尤为特别,他们在心情与激动操控方面仍与青少年期个别具有较高的相似性(Casey et al., 2017)。鉴于这段时期的特别性,研讨者们也开端将18~21岁这一阶段视为青少年向成人改变的过渡期(Cohen et al., 2016)。因而,暴力媒体运用对这三个年纪段(6~11岁, 12~17岁, 18~21岁)个别的影响是否相同也值得评论。
一起,科技的开展导致媒体产品的更新换代,2007年横空出世的智能手机敞开了新的移动互联网时代。依据《我国软件和信息服务业开展陈述(2011)》,截止到2010年,全球智能手机出货量初次逾越个人电脑,成为人们首要的上网前言(李颖, 2011)。这一革新使媒体的呈现办法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以电视、电脑为主的前言转换为以智能手机为主的前言,这是以往研讨中鲜少查询的变量。因而,咱们这儿将2010年前(包括2010)宣布的文献与2010年之后宣布的文献别离编码,查询智能媒体的遍及在暴力媒体运用与共情联络之间的或许效果。endprint
终究,暴力媒体运用对个别社会认知的影响或许存在文明差异。以往研讨标明西方被试的进犯性认知与暴力媒体运用的负性联络更强(靳宇倡, 李俊一, 2014; Anderson et al., 2010),这或许是因为西方的个别主义文明方法倾向于侧重个别之间的竞赛,而东方的集体主义文明倾向于侧重人际联络的友善与相互依赖(靳宇倡, 李俊一, 2014)。这一成果是否也适用于暴力媒体运用与共情的联络仍值得进一步评论,本文将结合西方被试与东方被试的数据,特别将中文文章的数据弥补进来评论暴力媒体运用与共情联络的文明差异。
综上所述,本研讨中的元剖析将把被试的年纪、智能媒体的运用以及文明背景作为调理变量,企图更全面地查询暴力媒体运用与共情的联络。
2 办法
2.1 文献检索与分类
元剖析首要包括了1990年至今评论暴力媒体运用与共情之间联络的文献,中文文献的检索是在我国期刊网、万方数据库、我国优异硕博学位论文中进行的。检索的条件为主题,检索词为“暴力媒体”、“暴力网络游戏”和“共情”。英文文献于PsycINFO和Web of Science数据库进行检索。以“internet use, media use, media, PC, iPad, smartphone, social gaming, violent video game, social network games, violent media, computer game, media violence, children, adolescent, empathy, sympathy”为关键词,开端检索后,共取得683篇文献。
2.2 归入与扫除标准
为了进行元剖析,文献需到达如下标准:
(1)研讨有必要是关于暴力媒体运用和共情之间联络的实证研讨,暴力媒体为自变量,共情为因变量,数据完好,样本量有明晰陈述;
(2)共情的丈量部分清晰标准;
(3)暴力媒体的丈量办法较多,挑选时以Anderson和Dill(2000)运用的一般媒体习气查询问卷(general media habits questionnaire)为根底,在此丈量办法上进行改编的文献也会进入元剖析;
(4)研讨目标为正常个别,扫除少年犯、精神病患者等反常集体;
(5)本研讨被试年纪阶段为儿童中期至成年初显期(6~21岁),不属于这一年纪规模的文章将被扫除;
(6)只归入详细陈述了r值、β值、F值、t值,和χ2值的研讨,不包括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及其他核算办法取得数据的试验研讨。
(7)同一批被试参与两次或两次以上试验的状况,只选取其间一次的数据。终究经过筛查,咱们总共选取了24篇文献进行元剖析(图1),共20081名被试,37个数据集。
2.3 检索成果与编码
对归入元剖析的数据进行如下信息编码:
(1)文献信息(作者名+宣布年限);
(2)样本量;
(3)平均年纪,其间一个研讨只阐明被试的年纪规模为18~22,因而编码为20岁(Bartholow, Sestir, & Davis, 2005),两篇文献没有陈述被试年纪(甄霜菊, 2007;余皖婉, 梁振, 潘田中, 徐堪迪, 陶振宇, 2016),在核算年纪的调理效果时没有归入剖析;
(4)年纪阶段,将文章依照儿童中期、青少年期和成年初显期进行编码;
(5)文明,编码为东方文明(我国、新加坡、韩国)和西方文明(美国、德国、荷兰、爱尔兰等),其间没有阐明被试文明背景,或文明背景包括东西方文明被试的文章在核算文明的调理效果时没有归入剖析。
2.4 数据处理与剖析
选用CMA 3.0(comprehensive metaanalysis)进行核算,效应值都为相联络数r,每个数据的编码都看作独立事情。一些文献没有直接陈述相联络数,而是陈述了β值和F值,咱们将其转化为相联络数,公式为:r=β+0.05k, 当非负时k =1,当为负数时,k =0(Peterson & Brown, 2005);r2=F/F-2+n(Cohen, 1988),关于别离陈述了暴力媒体运用与认知共情和心情共情相联络数和样本量的研讨,咱们选用相联络数组成的办法(r-Fisher Z)得到共情全体与暴力媒体运用的相联络数(张厚粲, 徐建平, 2004)。
3 研讨成果
3.1 异质性查验
异质性(heterogeneity)查验的意图在于查验研讨测得的效应量是否同质,首要选用Cochrane Q进行查验,若核算出的Q值明显,则元剖析的模型合适选用随机效应模型(random effect model),反之则为固定效应模型(fixed effect model)(HuedoMedina, SnchezMeca, Marín-Martínez, & Botella, 2006)。在本研讨中,不只评论暴力媒体对共情的影响,也重视年纪、不一起代媒体的一些改变、文明的调理效果,从理论的视点来说随机效应模型更为合适。进一步的异质性查验也证明了这一点。本研讨三组元剖析的异质性查验成果显现,三个元剖析的Q值别离为Q共情 =152.61(p<0.001),Q认知共情 =37.86(p<0.001),Q心情共情 =91.71(p<0.001),标明三组元剖析均需选用随机效应模型。
3.2 宣布误差
为防止元剖析中的文献不能代表本范畴一切的研讨全体,即出現宣布误差,本研讨选用漏斗图、Classic FailSafe N和Eggers回归法来评价出书误差,成果见图2a-c和表2。从漏斗图的成果来看,研讨中的各效应量较均匀地散布于总效应量两边,标明研讨或许不存在宣布误差。为防止片面定性,仍需进行Classic FailSafe N查验与Eggers回归法查验,从Classic Failsafe N值来看,三组元剖析皆满意FailSafe N>5k+10的要求,从Eggers回归法的成果来看, 暴力媒体运用与共情和各子成分之间联络的研讨均不存在严峻的宣布误差。endprint
3.3 主效应查验
本研讨中的元剖析包括37个独立样本, 其间19个样本数据为暴力媒体运用与共情的相关,10个样本为与心情共情的相关,8个样本为与认知共情的相关。随机效应模型成果标明, 暴力媒体运用与共情及其各成分之间的相联络数别离为r共情 =-0.19(p<0.001),r认知共情=-0.14(p<0.001), r心情共情=-0.20(p<0.001),阐明暴力媒体运用的确与共情存在负相关。一起,将暴力媒体与共情各成分之间的相关进行比较,成果为Qb(2)=18.67,p< 0.001,组间差异明显,标明暴力媒体运用与共情不同成分的相关存在差异。进一步剖析显现,暴力媒体运用与共情全体的相关明显地强于认知共情,Qb(1)=11.95,p = 0.001,和心情共情的相关没有明显差异,Qb(1)=0.38,p = 0.54;暴力媒体运用与共情两个子成分之间的相关存在明显差异,Qb(1)=12.12,p< 0.001,标明暴力媒体运用与心情共情的相关更强。
3.4 调理效应查验
研讨别离查询了年纪(儿童中期, 青少年期, 成年初显期)、智能媒体运用状况(2010年前, 2010年后)、文明背景(东方文明, 西方文明)在暴力媒体运用和共情联络中的调理效果。因为三组元剖析中第一组元剖析的数据最为充沛,且能够阐明被试全体的共情水平,因而,本研讨将侧重重视各调理变量对共情全体的效果。
表4的成果标明,被试的年纪(Qb(2)=17.74,p< 0.001)和智能媒体运用(Qb(2)=63.92,p<0.001)都会调理暴力媒体运用与共情的联络。详细而言,暴力媒体运用与青少年期个别共情的相关明显地强于儿童中期的个别(Qb(1)=7.38,p=0.007)和成年初显期的个别(Qb(1)=17.57,p<0.001),与儿童中期和成年初显期个别共情的相关没有明显差异(Qb(1)=1.54,p=0.21),即暴力媒体运用和青少年期个别共情的负相关更强;在智能媒体运用状况上,2010年前暴力媒体的运用和共情的相关明显地强于2010年之后的研讨(Qb(1)=64.71,p<0.001),标明暴力媒体与个别共情的联络或许遭到媒体方法的调理。
4 评论
本研讨经过文献的元剖析评论暴力媒体运用与儿童中期至成年初显期个别共情才能的联络,成果标明:暴力媒体运用与共情、认知共情和心情共情之间为负相关,与之前的陈述相似(Funk, Baldacci, Pasold, & Baumgardner, 2004)。Prot等人(2012)以为这是因为暴力媒体的运用或许会使人们对暴力变得麻痹,进而不能正常感知别人的情感,并影响个别的共情。一起,元剖析的成果也发现暴力媒体运用与心情共情的相关强于与认知共情的相关。考虑到共情的不同成分,以往研讨也有一些相似的别离。Shin和Ahn(2013)没有发现暴力游戏的运用与青少年认知共情的联络,而棋类游戏的运用被证明能够进步被试的认知共情。看来儿童青少年的认知共情与心情共情在媒体运用时或许会遭到不同程度和/或不同媒体内容的影响,这方面的研讨依据还比较有限,需求堆集更多的研讨数据和材料以做进一步评论和剖析。
元剖析的成果还发现,暴力媒体运用与不同年纪阶段个别共情的相关存在差异,其间与青少年期个别的相联络数最高。青少年期是一个重要的开展阶段,尤其是社会脑开展的重要时期,网络媒体的运用很或许会影响青少年的社会认知加工。以往已经有很多研讨证明了暴力媒体的运用会影响青少年的进犯性,添加青少年的进犯性行为(Anderson et al., 2010; Kanz, 2016)。本文的成果进一步证明了暴力媒体运用对青春期个别的负性影响。但一起需求留意的是,处于青少年期的个别比其他时期愈加背叛,因为社会期许,他们也或许更倾向于在问卷中陈述自己具有暴力倾向(Kirsh, 2016),这也或许是形本钱研讨中青少年期个别对暴力媒体运用体现出高敏感性的原因之一。
暴力媒体运用和开展中的儿童期至成年初显期个别共情存在负相关,但这儿触及的是暴力内容媒体的运用。Whitaker和Bushman(2012)的研讨发现,与暴力和中性的视频游戏比较,那些玩放松视频游戏的被试会有更少的进犯性和更多协助行为。此类研讨成果也呈现在相似的研讨中(Fraser,
PadillaWalker, Coyne, Nelson, & Stockdale, 2012)。媒体的运用对儿童与青少年开展的利害或许很大程度取决于媒体的承载内容。往后的研讨似应愈加细化媒体内容来研讨其对社会性开展和社会性行为的影响。
元剖析的成果还发现了智能媒体的呈现和遍及对暴力媒体运用和共情之间联络的调理效果,暴力媒体运用对儿童期至成年初显期个别共情的负性影响在2010年前更强。这一成果或许与暴力媒体运用的丈量办法有关,现有的丈量问卷大部分依据Anderson和Dill(2000)的一般媒体运用习气查询问卷改编,问卷要求被试说出最常常运用的3个媒体,包括电视、电影和视频游戏,并经过五点量表了解被试的运用频率以及媒体的暴力程度,终究将运用频率与暴力程度相乘得到各媒体的分值,再求得三种媒体的总分,即为暴力媒体运用状况。跟着2010年智能手机的鼓起,人们开端更多地运用手机上网,暴力内容以更多元的办法呈现在儿童与青少年面前。研讨发现,交际网络(social network services, SNS)比游戲更能猜测手机成瘾(Jeong, Kim, Yum, & Hwang, 2016),Krmendi(2015)的查询标明,青少年最常运用的手机运用类别是社群网站(community sites),这些运用上承载的内容有时也包括很多暴力信息。以往重视电视、电影和视频游戏的丈量办法已不足以反映个别暴力媒体运用的状况,这也或许是形本钱研讨中2010年之后暴力媒体运用与共情相关削弱的原因。因而,往后的研讨中,在评论暴力媒体运用对个别认知及社会认知的影响时,需求愈加全面的对媒体运用的丈量。endprint
元剖析結果没有发现文明的调理效果。Anderson等人(2017)最新的研讨运用一致的丈量办法对东亚、西欧、东欧的个别进行跨文明研讨,成果也发现暴力视频游戏与进犯性的负相关具有文明一致性。而另一个或许的解说是,以往发现文明差异的元剖析研讨首要查询的是暴力视频游戏对个别认知和社会认知的影响,没有触及其他的媒体(靳宇倡, 李俊一,2014; Anderson et al., 2010)。进一步的作业能够考虑剖析和评论这类研讨中文明差异呈现与否的或许条件和影响要素。
经过上述剖析,暴力媒体运用与共情及其子成分心情共情和认知共情都有负性的相关。二者联络的探究有助于人们更深化地了解媒体对人们的影响,为科学地运用媒体供给更进一步的辅导。经过对文献的整理,发现未来的研讨还需求经过细化媒体内容,运用更合理的丈量办法,进一步重视暴力媒体运用对共情的效果机制。
5 定论
暴力媒体运用与个别共情体现存在负性相关,其间与心情共情的联络强于与认知共情的联络,对青少年时期个别的影响强于儿童中期和成年初显期,而这些影响或许跟着智能媒体及其内容的开展呈现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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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星号的为元剖析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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