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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鑫

摘要：民国时期中医丹方学科独立，我国榜首批中医丹方学教材诞生，教材为传承中医药做出了前史性奉献，也为现代教材的建造打下了坚实的根底。本文指出民国时期丹方学教材批改所获得的成果及存在的问题，并扼要剖析了其成因。

关键词：民国时期：丹方学：教材；成果：问题

doi：10.3969/j.issn.2095-5707.2015.03.016The Achievements and Problems of Textbooks of Science of Chinese Medical Prescriptions in theRepublican PeriodHUANG Xin（Publishing House of Ancient Chinese Medical Books， Berjing 100700， China）

Abstract： In the Republican period， the independence of science of Chinese medical prescriptionspromoted the birth of first textbooks， which made historical contributions for the inheritance of traditionalChinese medicine and also laid the solid foundation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modern textbooks. This articlepointed out the achievements and problems of the textbook compilation in the Republican period， and analyzedthe reasons.

Key words： the Republican period； science of Chinese medical prescriptions； textbook； achievements；problems

中医丹方学是民国时期中医教育体系树立后新式的一门学科，榜首批中医丹方学教材也随之诞生，这些教材不仅为传承中医药做出了前史奉献，也为现代教材的建造打下了坚实的根底。可是，这些宝贵的文献资料至今依然不为人知，现在对其体系的收拾及研讨领域依然空白。本文拟对民国时期中医丹方学教材所获得的成果、在批改方面呈现的问题及其原因进行研讨，以供现代教材建造学习。

概述

民国时期，西学东渐，传统的中医文明遭到挑战和冲击。为了救存图亡，中医民间办学，将古代只要少数人才干享有的师承、祖传、自学、学府教育方式转变为面向社会招生，规模化、大批量地训练学生的全新教育体系，初次将中医分科细化，而且编写了前史上的榜首批教材。其时，教材的撰写既没有现成的方式可供学习，也无法抄袭西方的教材方式，从汗牛充栋的古籍中收拾出条理，将散在的常识体系化、条理化的确不易。1906年周雪樵就曾专门说到这个问题，“今之言改进医学者莫不知重视书院矣。然医书院有元素焉，则教员、主旨、讲义是也。教员之选尚非难事……若夫主旨则中西医不行不通，而中医又不行抛弃，合中西而论又不能相通也，则讲义之编殆非易矣”。由此可见，其时教材批改思维既要阐明中医药学术精义，又要习惯年代要求“中西医相通”，其编写的难度可管窥一斑矣。

我国榜首本丹方学教材为1927年由广东中医药专门校园教员卢朋著撰写的《丹方学讲义》。据2007年薛清录主编的《我国中医古籍总目》《我国医学通史·近代卷》计算，1927 -1949年，全国各地共呈现教材25种（见表1）。因为种种要素，这些教材在其时大多没有出书，只是在校园内部流转，供学生运用；

民国时期中医丹方学教材获得的成果

民国时期中医丹方学教材在丹方学科开展史上具有重要的位置，教材编写也获得了必定的成果。（1）清晰了丹方学科的基本要素及概念，有助于丹方学科的树立。（2）经过罗致西医新常识拓宽传统丹方的运用规模，开展并立异了传统的组方思维。从传统的君臣佐使、性味归经配伍逐步开展为依照药物的药理、药化特性以及疾病的病理特色等组方，为现代拆方配伍、西医辨病中医辨证等新的组方思维奠定了根底。（3）教材编写为中医教育事业做出了奉献，也为现代丹方学教材打下了坚实的根底，无论是教材的编写办法、编写内容，仍是对丹方学基本要素的阐释，包含分类规律、选方规范、开展简史、学术门户、疾病与组方、辨证与组方等方面，都给予了重要学习。民国时期丹方学教材完成了从无到有、零的突破，对中医药的薪火传承功不行没。

民国时期中医丹方学教材在批改方面存在的问题

前期中医民间办学，因为遭到条件的各种约束，丹方学教材在批改方面存在着一些问题，详细表现为：批改编制多样化、批改不行谨慎。

批改编制多样化

前期丹方学教材的批改编制呈现多样化的特色。从书名来讲，虽然1933年中心国医馆发布《中心国医馆收拾国医药学术规范纲要》将“处方学”列入中医根底学科领域之内，但其时的教材称号依然没有一致，名“丹方学”者11本，名“处方学”者6本，阐明其时教育界对“丹方学”作为学科名词并没有达到一致。从内容来讲，前期丹方学教材关于所收丹方并没有清晰的一致规则，所以每本教材的丹方录入规模、收方数量、丹方分类规律、丹方编列次序、丹方批改编制等也截然不同。

丹方录入规模不同 经方、局万等历代名方因其理论和临床均较为老练而成为教材首选，而时方、验方等也因契合临床需求而被归入教材。教材有专于经方（仲景方）者，如蔡陆仙《经方讲义》；有专于时方（唐宋之后丹方）者，如蔡文芳《时方学讲义》；大都教材两者兼收。

收方数量悬殊 民国时期丹方学教材对收方数量没有明文规则。除了仅录入经方的教材，如《经方讲义》《伤寒方讲义》《杂病方讲义》等之外，其他各本教材收方数量差异较大，从几十首至数百首数量不等，如王仲香《处方学讲义》以搜集经方、局方为主，仅收方43首，而王一仁《分类丹方学》则以病为经，以方为纬，分57门，内容触及各科，共收方608首。

丹方分类规律各异或在《医方集解》分类法的根底上加减，如卢朋著《丹方学讲义》；或按八法分类，如时逸人《我国处方学讲义》；或按疾病脏腑门分类，如王一仁《分类丹方学》；或按西治疗法分类，如杨则民《丹方学》、陈永梁《新中医丹方学》；或自分类别，如王仲香《处方学讲义》将丹方分为治气、理血、太阳方泛论，而包识生《伤寒方讲义》以主方、单独、偶方、复方、合方、加减方、六经方、六淫方等将丹方归类收拾。

丹方编列次序差异各教材都将丹方分门别类加以排序，而其编列次序差异较大，这往往表现了作者的学术思维，如王一仁《分类丹方学》说到，“脾胃为后天之本，故以脾胃门为端，次以阳虚、阴虚、痨瘵。人生于空气中，因饮食起居之失宜，又易受空气之毒，故以中风，伤寒……次之，又次以……”。

丹方编列格局悬殊传承类教材大多将详细丹方按项列出，包含某方的组成、主治、习惯症、忌讳等；而汇通类教材则多将某类丹方按项列出，包含某类丹方的习惯症、药理、忌讳等，详细方名仅一带而过；还有单个教材将规律按项列出，并不杰出着重方名和药物组成等，如蒋文芳《时方学讲义》。

教材中各丹方后边所列项目更是截然不同。有方名后单列主治症、药物组成，而无方论者，如《分类丹方学》；有方名后罗列药物及剂量、主治、方论者，如王仲香《处方学讲义》；有仅列方名、药物组成而无方论者，如《杂病方讲义》；有隶属方歌以便利回忆者，如王仲香《处方学讲义》；有隶属病案并加以剖析者，如戴达夫《方论讲义》。

批改不行谨慎

因为主客观要素的各种约束，近代批改往往兼作者、批改、校关于一身，前期的教材编写也不破例，大都教材短少清晰的批改规范和谨慎的批改流程，所以不免发生批改粗糙的问题。

教材批改编制紊乱 民国时期教材的批改编制较为紊乱，没有一致的格局。一方面，和现代教材比较，大都前期教材没有清晰的泛论、各论之分；和许多古籍比较，一些前期教材乃至连古籍必备的凡例、序文、目录等都阙如或代以他名。例如，卢朋著《丹方学讲义》没有目录；杨则民《丹方学》的凡例、序文、泛论均阙如；钱公玄《时方讲义》以卷首语替代泛论；杨则铭《我国处方学讲义》为抄本，页码阙如，运用不方便利。另一方面，为了便利临床运用，近代教材的批改编制灵活多样，比如王一仁《分类丹方学》以附录的方式摘抄孟河丁甘仁外科方药；陈永梁《新中医丹方学》在主页设附告（即广告），对著作进行宣扬。

书名、目录呈现显着过错 民国时期的丹方学教材在批改方面呈现了不少过错。如封面过错，蔡陆仙《经方讲义》的封面书名为“经方”，扉页写“经方讲义”，书脊写“经方讲义三年级”，书名的不一致可能是笔误所造成的；时逸人所著《我国处方学讲义》的封面笔误，误写成《中药处方学》。再如目录过错，包识生《杂病方讲义》目录和正文方名不符，目录为“痉湿喝病方”，正文则为“痉湿喝方”。陈永梁《新中医丹方学》目录将处方外疗法的“法”字印倒，想是笔误所造成的；将“消炎利尿剂”误为“消炎尿利剂”。

批改常识性过错 民国时期丹方学教材的学术水平遭到年代约束，且与作者的常识结构、临床经验等有着非常亲近的联系。和现代教材比较，前期教材的学术水平良莠不齐，存着一些常识性过错。比如，杨则民《丹方学》中记载，“鬼臼为毒草类，亦名山荷花，一茎独上开花，于顶下有七叶，俗称七叶一枝花”，其实“鬼臼”和“七叶一枝花”为两种彻底不同的中药，杨氏仅凭鬼臼的形状就想当然将两者视为一种药物，犯了概念不清的过错。

小结

剖析前期丹方学教材批改所存在的问题，其原因有以下5个方面。榜首，丹方学教材的编写时间短、起点低，作为新生事物，教材从呈现到逐步完善需求一个探索的开展过程。第二，民国时期学术习尚开通，各家学术思维百家争鸣，学者们勇于将个人的临床心得及学术见地融入教材，这就造成了批改风格各异、学术水平良莠不齐的局势。第三，遭到民国时期社会及医家本身常识结构、西医开展水平等多种主客观条件的影响与约束，许多医家没有受过体系的西医教育，短少对中西医学本质的剖析，致使在罗致西医新常识编写教材的过程中，不免有生搬硬套、顺理成章之处。第四，民国时期中医被逼民间办学，遭到人力、物力、财力约束，乃至面对关门的困境，且战乱频频，各校之间学术交流不方便利，给教材编写带来了重重困难。第五，在教材的批改方面，因为没有清晰而一致的教材批改规范，短少专业的批改人员，阙如谨慎的批改流程，短缺各校教员间的学术交流，大都著作完成后即在校内印刷供教育运用，短少审定、批改等环节，所以不免呈现显着的疏忽之处。当然，也有单个教材破例，如包识生《伤寒方讲义》《杂病方讲义》及王一仁《分类丹方学》等有专人担任参校。《时方讲义>为钱公玄在医学院校讲课时所编写，“钱君在各院教学之余，随时删补批改内容益臻完善”。

民国时期中医丹方学教材的确获得了零的突破，为中医教育奉献颇多，可是也存在着批改编制不一致、批改不行谨慎、学术水平良莠不齐等问题。但是，瑕不掩瑜，前期编写中医丹方学教材的实践活动承上启下，对现代丹方学教材的建造具有非常重要的学习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