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少年罪犯事例 青少年暴力犯的共情特色及其对罪犯矫治的启示

宋平 张卓 杨波

摘要研讨查询了暴力犯青少年（214名）、强奸犯青少年（76名）和正常展开青少年（213名）在人际活动目标问卷上的得分差异，并查询了三组青少年的共情得分与年纪的相相联系，剖析了上述成果对青少年罪犯矫治的启示。研讨成果：（1）暴力犯、强奸犯的共情总分低于正常展开青少年；（2）两组违法青少年的共情得分无显着差异；（3）两组违法青少年的共情得分与年纪的相关不显着，而正常展开青少年组的共情得分与年纪呈显着正相关；（4）在青少年暴力犯的矫治中，需求根据其低共情特色进行有针对性的进步练习。

关键词青少年暴力犯；共情；罪犯矫治

分类号D917

DOI： 10.16842/j.cnki.issn2095-5588.2016.04.004

1问题提出

青少年违法是社会问题之一，且大多数青少年违法由男性所为。青少年违法研讨会在2010年的查询研讨发现：未成年人施行掠夺、强奸、劫持、成心损伤、成心杀人和聚众斗殴等严峻暴力违法案件数量不断上升（操学诚， 刘桂明， 路琦， 牛凯， 2010）。青少年违法有碍个别的人生展开和社会调和，并导致被害者发作身体或心思上的苦楚。人类对别人的哀痛会发作讨厌反响（aversive response），这会激起个别的亲社会行为和按捺进犯行为（Singer & Lamm， 2009）。若个别不能正确辨认别人的哀痛心情，或不能采择别人的观念，或许会加大他们发作进犯行为的或许性。因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需求一种设身处地为别人考虑的才干，此种才干在心思学上被称为共情（empathy）。

Davis和Association（1980）以为，共情是对别人的心情或体会的匹配状况和/或观念采择进程，或对其他个别心情或境况的反响。共情有认知共情和心情共情之分。认知共情是对别人主意和目的的同形表征或了解；心情共情是指对别人心情的代替性的共享或反响。两类共情分别由不同的神经环路担任。共情的个别发育具有生物性本源，哺乳动物在生计时需求共享同类个别的心情和目的，并做出正确的反响。人类个别需求了解或感触别人的认知、心情和动机才干保持有用的社会交往，然后添加亲社会行为和削减进犯行为（Decety， 2011）。

Ellis（1982）对12～18岁之间的331名青少年罪犯和64名正常展开青少年的研讨发现，相对于正常展开青少年，青少年罪犯的共情水平较低且安定，而正常展开青少年的共情水平跟着年纪的添加而进步。但有些研讨以为，青少年罪犯和非罪犯不存在共情差异。例如，Kaplan和Arbuthnot（1985）发现，与正常展开青少年比较，青少年罪犯在自我陈述的心情共情或人物采择使命上的体现无显着差异。Goldstein和HigginsDAlessandro

（2000）发现，罪犯和非罪犯的共情无显着差异。Lindsey，Carlozzi和Eells（2001）未发现共情与违法存在相关。上述研讨成果之间存在对立，且没有有研讨专门探求暴力违法青少年的共情特色。

再者，有关强奸犯青少年的共情研讨成果并不共同。Marshall，Hudson， Jones和Fernandez（1995）以为，共情缺点与性违法存在相关，即低共情会使得罪犯不能按捺性唤醒，强奸犯对被害者的关怀削弱。有些研讨发现，强奸犯青少年存在共情缺点（Knight & Prentky， 1993； Lakey， 1994）。几项运用人际活动目标问卷丈量罪犯共情的研讨发现，性罪犯存在共情缺点（Burke， 2001； Lindsey，Carlozzi， & Eells， 2001）。可是，Moriarty，Stough， Tidmarsh， Eger和Dennison（2001）运用人际活动目标问卷并未发现强奸犯青少年的共情缺点。Hayashino，Wurtele和Klebe（1995）发现，儿童性骚扰者与其他类型罪犯的共情有显着差异。因而，强奸犯青少年的共情特色及性罪犯与其他类型的暴力犯的共情差异需求新的探求。

Miller和Eisenberg（1988）经过元剖析发现，共情与进犯、外化妨碍和反社会行为呈负相关。低共情个别或许会具有高反社会行为，且继续于儿童期和青少年期（Hawes & Dadds， 2012）。低共情与男性毕生继续违法、性违法存在相关（Eme，2009；Bock & Hosser， 2013）。因而，具有严峻暴力行为的个别或许存在共情缺点。根据从前研讨以及上述剖析，本研讨假定，青少年暴力犯的共情显着低于正常展开青少年，青少年强奸犯也存在共情缺点，且强奸犯与其他类型的暴力犯青少年的共情无显着差异。青少年暴力犯和强奸犯的共情与年纪无显着相关，但正常展开青少年组的共情与年纪呈显着正相关，且共情与年纪的相联系数在两组青少年罪犯和正常展开青少年组之间存在显着差异。

2研讨办法

21目标

研讨目标包含青少年罪犯和正常展开青少年。青少年罪犯包含暴力犯（包含成心杀人、掠夺罪、成心损伤罪和纵火等）和强奸犯。强奸犯归于暴力犯的范畴，但当时研讨将强奸犯进行了独自剖析。有学者以为，青少年违法是指已满14周岁但未满25周岁的青少年违背了刑事法律应受法律规定处分的行为，包含违背刑法应受惩罚处分的刑事违法以及其他的不良行为和违法行为（曹漫之， 于浩成， 赤光， 1987）。结合丈量青少年罪犯时的实践年纪，本研讨将所查询的违法青少年的年纪限定在12～25岁之间。

青少年罪犯的样本来自于北京市未成年犯管教所，均为男性，年纪在12～28岁之间。共发放问卷360份，取得有用问卷328份，根据12～25岁的规范挑选，共有290名青少年罪犯（包含暴力犯和强奸犯）归入剖析，均匀年纪为197±24岁。青少年罪犯均无精力病史。暴力犯的违法类型包含成心杀人罪、掠夺罪、成心损伤罪和纵火等，共214名，被试在施测时的均匀年纪为198±23岁；强奸犯共有76名，被试在施测时的均匀年纪为193±26岁。正常展开青少年组被试源自北京市的两所大学和陕西省的两所中学，年级散布于初二至大三之间，共回收问卷213份，在施测时，被试的均匀年纪为185±29岁。

由经过心思学专业培训的违法心思学研讨生担任主试，选用集体丈量办法。施测前由主试解说指导语，要求被试根据自己的真实情况作答。

22办法

研讨运用人际反响性目标（Interpersonal Reactivity Index，IRI）量表丈量共情。此量表由吴静吉等根据 Davis（1980）编制的同名量表修订而成（台湾修订版）（詹志禹， 1987），共22 题，包含 4 个维度：观念采择（perspective taking）、共情重视（empathic concern）、梦想（fantasy）和个人忧伤（personal distress）。观念采择指个别对别人的观念进行主动采择的倾向。共情重视指个别对别人不幸遭遇的关怀，这是别人指向的。研讨者一般将观念采择作为认知共情，将共情重视作为心情共情。个人忧伤指个别在严峻的人际联系中的焦虑和不安的感触（Davis， 1983），这是自我指向的。梦想指个别梦想自己像书、电影以及戏剧中的人物那样进行感触和行为。此量表的内部共同性系数介于053～078 之间（Rong， Sun， Huang， Cai， & Li， 2010）。此量表采纳五级鉴定，从0分到4分代表彻底不契合、有点不契合、不确定、根本契合和彻底契合。

23数据处理

选用核算软件 SPSS 170对数据进行处理和剖析。首要对各组青少年的共情得分进行了描绘核算，然后运用单要素方差剖析剖析不同青少年组的共情得分差异，以探求青少年罪犯的共情水平。自变量是不同青少年组，因变量是青少年在IRI上的得分和IRI各个维度的得分。别的，对各组青少年的共情与年纪的相联系数做了核算并进行差异比较。

3成果

31各组青少年共情得分的描绘核算

对各组青少年的共情以及各维度的得分进行描绘核算，详细成果见表1。

32各组青少年共情得分的差异

经过单要素方差剖析发现，三组青少年在共情总分以及观念采择、共情重视和梦想等子维度上的得分差异显着，而三组青少年在个人忧伤维度上的得分无显着差异。方差成果显现，三组青少年共情总分有显着差异（F（2，500）=7334， p<0001， η2=023）。三组青少年的观念采择（F（2，500）=769， p=0001， η2=003）、共情重视（F（2，500）=105， p<0001， η2=029）和梦想（F（2，500）=597， p<0001， η2=019）各维度得分有显着差异。多重比较的S-N-K查验和Duncan查验的成果显现，暴力组和正常展开组青少年在共情总分、观念采择、共情重视和梦想得分上的差异显着（两组的共情得分等均值不在同一列中呈现）；性罪犯组和正常展开组青少年在共情总分、观念采择、共情重视和梦想得分上差异显着（两组的共情得分等均值不在同一列中呈现）；暴力组和性罪犯组青少年的共情总分、观念采择、共情重视、个人忧伤和梦想得分的差异不显着（两组的均值在同一列中呈现）。

33各组青少年共情得分与年纪的相联系数

暴力犯青少年的共情得分与年纪的相关不显着，r1=-0092（p =018）。强奸犯青少年的共情得分与年纪的相关不显着，r2=-012（p=03）。正常展开组青少年的共情得分与年纪呈显着正相关，r3=0138（p=004）。各组青少年的共情与年纪的相相联系的散点图见图1。

4评论

41共情特色

研讨标明，非强奸型暴力犯和强奸犯青少年的共情总分低于正常展开青少年，这阐明非强奸型暴力犯青少年和强奸犯青少年的共情才干低于正常展开青少年，这与从前的研讨成果相共同（Ellis， 1982； Knight & Prentky， 1993； Lakey， 1994）。非强奸型暴力犯和强奸犯青少年在观念采择和共情重视维度上的得分显着低于正常展开青少年，这阐明青少年罪犯的认知共情和心情共情才干要弱于正常展开青少年，这与Jolliffe和Farrington（2004）的元剖析成果共同。认知共情触及前额叶功用（ShamayTsoory， Aharon-Peretz， & Perry， 2009）。在个别的正常展开进程中，前额叶功用会跟着年纪的增加而不断老练（Sowell，Thompson， Leonard， Welcome，Kan，& Toga， 2004），观念采择才干会随之进步。可是，前额叶

图1各青少年组的共情与年纪的相联系数散点图

功用展开或许会遭到各种要素的阻止（Brower & Price， 2001； M.S.Kim， J.J.Kim， & Kwon， 2001），前额叶展开受阻的青少年很难展开出正常的认知共情才干，然后在必定程度上加大了他们发作进犯行为的危险。心情共情触及脑岛和杏仁核等区域，从前研讨标明，高精力病态倾向的品德妨碍青少年具有心情共情缺点（AnastassiouHadjicharalambous & Warden， 2008； Jones， Happé， Gilbert， Burnett， & Viding， 2010），本研讨并未查询精力病态的影响，但违法青少年或许存在较高的精力病态倾向的人格特质，如从前研讨标明，青少年罪犯集体具有较高份额的精力病态人格的散布（Forth & Burke， 1998）。未来研讨需求进一步评论此人格特质对青少年的心情共情的影响。

当时研讨标明，青少年性罪犯的共情才干弱于正常展开青少年，详细体现在青少年性罪犯的认知共情才干低，性罪犯对别人的观念采择才干弱于正常展开青少年，这与从前的研讨成果相共同（Burke， 2001； Knight & Prentky， 1993； Lindsey，Carlozzi， & Eells， 2001）。Ward（2000）发现，当让性罪犯描绘其违法事实时，性罪犯通常会体现出认知误差。例如：“被害者是活该的”“被害者没有遭到损伤”“被害者是喜爱这事的”。这些认知误差是认知功用低的详细体现。别的，青少年性罪犯的个人忧伤水平要低于正常展开的青少年，即他们更少呈现焦虑和不安的倾向，更少地呈现自我重视的心情，这与从前研讨发现性罪犯存在低焦虑的成果相共同（Lindsay & Lees， 2003）。但这与另一项研讨的成果存在对立，即儿童猥亵犯存在更高的个人忧伤水平（Fisher， Beech， & Browne， 1999）。因而，未来研讨需求进一步探求性罪犯青少年的个人忧伤特色。

本研讨标明，非强奸型暴力犯和强奸型暴力犯青少年在共情人格特质上无显着差异。有研讨者以为，性罪犯或许在一般的共情特质上无显着缺点，但在针对被害者的共情上或许存在缺点（Curwen， 2003）。本研讨显现，性罪犯青少年也存在一般共情特质的缺点，性违法青少年是否对其被害者存在特定的共情缺点没有可知，未来研讨需进一步探求。

42各组青少年的共情展开特色

研讨发现，暴力犯和强奸犯青少年的共情得分与年纪的相关不显着，而正常展开青少年的共情得分与年纪呈显着正相关。本研讨尽管未经过纵向研讨查询共情随年纪的改变，但青少年暴力犯和强奸犯的共情与年纪不呈显着相关，这在必定程度上阐明这两组的共情才干并未跟着年纪的增加而进步，而正常展开青少年的共情才干跟着年纪的增加而有所进步，这与从前有关青少年罪犯的共情展开研讨成果相共同（Ellis， 1982），也与正常展开青少年的共情才干展开趋势相共同（Eisenberg & Strayer， 1987； Moore， 1990）。

晦气的环境要素或许会损坏青少年展开出正常的共情才干。例如，爸爸妈妈对儿童的进犯或许阻止儿童共情的展开，然后加大儿童在后期发作暴力和优待动物的或许性（McPhedran， 2009）。家庭教育办法的不共同性，爸爸妈妈教育的缺失或爸爸妈妈的忽视等要素或许会加大青少年发作性违法的或许性，青少年或许体现出低共情和无情无义的心思特征。青少年若未建立起满足的火伴联系和亲密联系，他们对家庭和校园的眷恋会削减，这简单使得青少年倾向于在亚文化集体中求得安全感和自负，这加大了他们发作违法行为的危险。当时研讨并未丈量青少年罪犯的前期阅历和火伴联系以及眷恋联系等变量的影响，后续研讨需求查询这些变量对青少年罪犯共情展开的影响。

43对青少年罪犯矫治的启示

由上述成果可知，青少年暴力犯的共情水平低于正常展开青少年，低共情晦气于青少年暴力犯的正常社会化展开，并有或许阻止司法体系中青少年罪犯的矫治作用。上述研讨成果标明，青少年暴力犯的共情与年纪无显着相关，而正常青少年组的共情与年纪呈显着正相关。因而，进步暴力青少年的共情水平对其正常的社会展开具有重要意义。

暴力或进犯的有用医治办法包含心情办理、人际技巧练习和社会问题处理等，这些办法一般包含进步罪犯共情才干的内容。共情练习的目标首要针对那些被科罪为损伤、掠夺、谋杀和性损害的罪犯（Day， Casey， & Gerace， 2010； Howells， Watt， Hall， & Baldwin， 1997），尤其是性罪犯（Marshall et al.， 2005）。新西兰的Rimutaka暴力防备研讨所（Rimutaka Violence Prevention Unit， RPVU）对监狱中的暴力犯进行高强度的认知行为矫治，经过均匀35年的医治后显现，与未进行干涉的对照组比较，干涉组的再犯率削减了10%～12%（Polaschek， 2010），其间项目内容触及共情、心情办理、品德推理、问题处理和人际联系技巧等内容。而国内的违法矫治部分的矫治计划很少触及共情练习的内容，国内没有有探求共情练习对青少年暴力犯和性罪犯影响的研讨。

在暴力犯和性罪犯青少年的干涉计划中，需求包含进步共情的内容。进步青少年暴力犯共情才干的办法多样。如，在进步青少年罪犯对观念采择的了解上，首要让青少年暴力犯了解观念采择与进犯行为的联系，即假如仅从自己的视点动身，或许会做出更多不管别人主意的进犯行为；接着，需求进步青少年暴力犯对别人的阅历和感触的了解。在干涉的开始阶段，青少年暴力犯需求评论共情的重要性，然后干涉者需求让青少年暴力犯扮演在人际问题和进犯事情中的人物人物，然后进步青少年暴力犯从别人的视点考虑的才干。别的，干涉内容需求与青少年暴力犯的个别要素有关。例如，干涉者让青少年暴力犯扮演假释裁判员，从假释裁判员的人物来看待自己。在干涉的后期阶段，干涉者需求让青少年罪犯在扮演暴力违法者的人物之前考虑共情在暴力中的作用（Day，Casey， & Gerace， 2010）。别的，经过宽恕疗法（forgiveness therapy）也能够进步个别的一般观念采择的才干（Coyle & Enright， 1997）。双椅作业（two-chair work）和归因从头练习（attribution retraining）也能够作为处理抵触的办法（Day， Gerace， Wilson， & Howells， 2008； Day， Howells， Mohr， Schall， & Gerace， 2008）。这些办法对暴力犯和强奸犯青少年的干涉作用有待进一步探求。

44研讨的缺乏与展望

研讨样本的挑选存在局限性。本研讨仅查询了男性青少年罪犯的共情特色。从前研讨标明，女人的共情才干高于男性（Derntl et al.， 2010），但女人青少年罪犯的共情是否存在缺点没有可知。别的，当时研讨中青少年强奸犯组的样本量相对较小，这或许会影响成果，因而，需求在更大样本量中查询青少年罪犯的共情特色及其展开趋势。研讨仅查询了青少年罪犯的共情才干的特色和展开趋势，因为所取得信息的有限性，当时研讨未查询青少年罪犯的共情与其违法行为的联系。研讨仅用相联系数剖析了共情与年纪的联系，这在解说青少年罪犯在不同年纪阶段的共情展开特色上存在必定的局限性，需求经过追寻研讨查询青少年罪犯在不同年纪阶段上的共情展开特色，以更好地查询年纪对青少年罪犯共情展开的影响。因为非暴力犯青少年的数量少于30名，不契合核算规范的要求，非暴力犯青少年组并未归入剖析，未来研讨需探求暴力犯青少年和非暴力青少年的共情差异。

在罪犯的心思矫治进程中，需求针对罪犯的身心特征展开共情练习。例如，精力病态（psychopath）作为一种严峻的人格妨碍，在青少年罪犯集体中具有较高的检出率（Forth， Hart， & Hare， 1990）。高精力病态者存在心情共情缺点（Blair， 2008），他们的大脑杏仁核区域或许存在结构或功用缺点（Marsh et al.， 2013； Pardini， Raine， Erickson， & Loeber， 2014），对别人的惊骇和痛苦等心情的加工存在问题（Marsh et al.， 2013），因而，需对精力病态暴力犯对惊骇和痛苦等心情的神经生理机制与其暴力行为的联系进行评论，作者地点课题组正对青少年暴力犯和强奸犯痛觉共情的电生理特征进行探求。针对青少年暴力犯的共情特色，在进步一般共情才干的基础上，还需求进步他们对被害者的共情才干，改正认知误差，让其认识到其行为对被害者的晦气影响和严峻后果。国内关于罪犯的循证矫治作业尚处于开始展开阶段。因而，对暴力犯和性罪犯的共情进步练习及其作用评价成为新的研讨和实践范畴。

5定论

青少年暴力犯和性罪犯的共情才干低于正常展开青少年，尤其是暴力犯青少年的共情才干低。青少年暴力犯和强奸犯存在认知共情缺点，即观念采择才干低。青少年暴力犯和性罪犯的共情与其年纪不存在相关，而正常展开青少年的共情与年纪呈正相关。因而，在暴力犯和性罪犯青少年的矫治进程中，需求归入进步共情练习的内容，并做出有用评价，以按捺其暴力行为的再次发作。

参考文献

操学诚， 刘桂明， 路琦， 牛凯（2010）. 我国未成年犯抽样查询剖析陈述. 青少年违法问题，（4）， 4-15.

曹漫之， 于浩成， 赤光（1987）. 我国青少年违法学.北京：大众出版社.

詹志禹（1987）. 年级， 性别人物， 情面取向与同理心的联系.硕士学位论文， 台湾政治大学教育研讨所.

AnastassiouHadjicharalambous， X.， & Warden， D.（2008）. Physiologicallyindexed and selfperceived affective empathy in conductdisordered children high and low on callousunemotional traits. Child Psychiatry and Human Development， 39（4）， 503-517.

Blair， R. （2008）. Fine cuts of empathy and the amygdala： Dissociable deficits in psychopathy and autism.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61（1）， 157-170.

Bock， E. M.， & Hosser， D. （2013）. Empathy as a predictor of recidivism among young adult offenders. Psychology， Crime & Law，20（2）， 1-15.

Brower， M.， & Price， B. （2001）. Neuropsychiatry of frontal lobe dysfunction in violent and criminal behaviour： A critical review. Journal of Neurology， Neurosurgery & Psychiatry， 71（6）， 720-726.

Burke， D. M. （2001）. Empathy in sexually offending and nonoffending adolescent males. Journal of Interpersonal Violence， 16（3）， 222-233.

Coyle， C. T.， & Enright， R. D. （1997）. Forgiveness intervention with postabortion men. Journal of Consulting and Clinical Psychology， 65（65）， 1042-1046.

Curwen， T. （2003）. The importance of offense characteristics， victimization history， hostility， and social desirability in assessing empathy of male adolescent sex offenders. Sexual Abuse： A Journal of Research and Treatment， 15（4）， 347-364.

Davis， M. H. （1983）. Measuring individual differences in empathy： Evidence for a multidimensional approach.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44（1）， 113-126.

Davis， M. H.， & Association， A. P. （1980）. A multidimensional approach to individual differences in empathy.

Catalog of Selected Documents in Psychology， 10，85.

Day， A.， Casey， S.， & Gerace， A. （2010）. Interventions to improve empathy awareness in sexual and violent offenders： Conceptual， empirical， and clinical issues. Aggression and Violent Behavior， 15（3）， 201-208.

Day， A.， Gerace， A.， Wilson， C.， & Howells， K. （2008）. Promoting forgiveness in violent offenders： A more positive approach to offender rehabilitation？ Aggression and Violent Behavior， 13（3）， 195-200.

Day， A.， Howells， K.， Mohr， P.， Schall， E.， & Gerace， A. （2008）. The development of CBT programmes for anger： The role of interventions to promote perspectivetaking skills. Behavioural and cognitive psychotherapy， 36（3）， 299-312.

Decety， J. （2011）. The neuroevolution of empathy. Annals of the New York Academy of Sciences， 1231（1）， 35-45.

Derntl， B.， Finkelmeyer， A.， Eickhoff， S.， Kellermann， T.， Falkenberg， D. I.， Schneider， F.， & Habel， U. （2010）. Multidimensional assessment of empathic abilities： Neural correlates and gender differences. Psychoneuroendocrinology， 35（1）， 67-82.

Eisenberg， N.， & Strayer， J. （1987）. Empathy and its development.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Ellis， P. L. （1982）. Empathy： A factor in antisocial behavior. Journal of Abnormal Child Psychology， 10（1）， 123-133.

Eme， R. （2009）. Male lifecourse persistent antisocial behavior： A review of neurodevelopmental factors. Aggression and Violent Behavior， 14（5）， 348-358.

Fisher， D.， Beech， A.， & Browne， K. （1999）. Comparison of sex offenders to nonoffenders on selected psychological measure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Offender Therapy and Comparative Criminology， 43（4）， 473-491.

Forth， A. E.， & Burke， H. C. （1998）. Psychopathy in adolescence： Assessment， violence， and developmental precursors. In D.J.Cooke， A.E.Forth， & R.D.Hare（Eds.）， Psychopathy： Theory， Research and Implications for society （pp. 205-229）. Springer.

Forth， A. E.， Hart， S. D.， & Hare， R. D. （1990）. Assessment of psychopathy in male young offenders. Psychological Assessment： A Journal of Consulting and Clinical Psychology， 2（3）， 342-344.

Goldstein， H.， & HigginsDAlessandro， A. （2000）. Empathy and attachment in relation to violent vs. nonviolent offense history among jail inmates. Journal of Offender Rehabilitation， 32（4）， 31-53.

Hawes， D. J.， & Dadds， M. R. （2012）. Revisiting the role of empathy in childhood pathways to antisocial behavior.

In R.Langdon， & C.Mackenzie（Eds）， Emotions， Imagination， and Moral Reasoning（pp.45-70）. New York： Psychology Press.

Hayashino， D. S.， Wurtele， S. K.， & Klebe， K. J. （1995）. Child molesters： An examination of cognitive factors. Journal of Interpersonal Violence，10（1），106-116.

Howells， K.， Watt， B.， Hall， G.， & Baldwin， S. （1997）. Developing programmes for violent offenders. Legal and Criminological Psychology， 2（1）， 117-128.

Jolliffe， D.， & Farrington， D. P. （2004）. Empathy and offending：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 Aggression and Violent Behavior， 9（5）， 441-476.

Jones， A. P.， Happé， F. G.， Gilbert， F.， Burnett， S.， & Viding， E. （2010）. Feeling， caring， knowing： Different types of empathy deficit in boys with psychopathic tendencies and autism spectrum disorder. Journal of Child Psychology and Psychiatry， 51（11）， 1188-1197.

Kaplan， P. J.， & Arbuthnot， J. （1985）. Affective empathy and cognitive roletaking in delinquent and nondelinquent youth. Adolescence，20（78），323-333.

Kim， M.S.， Kim， J.J.， & Kwon， J. S. （2001）. Frontal P300 decrement and executive dysfunction in adolescents with conduct problems. Child Psychiatry and Human Development， 32（2）， 93-106.

Knight， R. A.， & Prentky， R. A. （1993）. Exploring characteristics for classifying juvenile sex offenders.

Encycopedia of Criminology & Criminal Justice， 42（1），127-128.

Lakey， J. F. （1994）. The profile and treatment of male adolescent sex offenders. Adolescence，29（116），67-74.

Lindsay， W. R.， & Lees， M. S. （2003）. A comparison of anxiety and depression in sex offenders with intellectual disability and a control group with intellectual disability. Sexual Abuse： A Journal of Research and Treatment， 15（4）， 339-345.

Lindsey， R. E.， Carlozzi， A. F.， & Eells， G. T. （2001）. Differences in the dispositional empathy of juvenile sex offenders， nonsexoffending delinquent juveniles， and nondelinquent juveniles. Journal of Interpersonal Violence， 16（6）， 510-522.

Marsh， A. A.， Finger， E. C.， Fowler， K. A.， Adalio， C. J.， Jurkowitz， I. T.， Schechter， J. C.，... Blair， R. （2013）. Empathic responsiveness in amygdala and anterior cingulate cortex in youths with psychopathic traits. Journal of Child Psychology and Psychiatry， 54（8）， 900-910.

Marshall， W.， Hudson， S.， Jones， R.， & Fernandez， Y. M. （1995）. Empathy in sex offenders. Clinical Psychology Review， 15（2）， 99-113.

Marshall， W. L.， Ward， T.， Mann， R. E.， Moulden， H.， Fernandez， Y. M.， Serran， G.， & Marshall， L. E. （2005）. Working positively with sexual offenders maximizing the effectiveness of treatment. Journal of Interpersonal Violence， 20（9）， 1096-1114.

McPhedran， S. （2009）. A review of the evidence for associations between empathy， violence， and animal cruelty. Aggression and Violent Behavior， 14（1）， 1-4.

Miller， P. A.， & Eisenberg， N. （1988）. The relation of empathy to aggressive and externalizing/antisocial behavior.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03（3）， 324-344.

Moore， B. S. （1990）. The origins and development of empathy. Motivation and Emotion， 14（2）， 75-80.

Moriarty， N.， Stough， C.， Tidmarsh， P.， Eger， D.， & Dennison， S. （2001）. Deficits in emotional intelligence underlying adolescent sex offending. Journal of Adolescence， 24（6）， 743-751.

Pardini， D. A.， Raine， A.， Erickson， K.， & Loeber， R. （2014）. Lower amygdala volume in men is associated with childhood aggression， early psychopathic traits， and future violence. Biological Psychiatry， 75（1）， 73-80.

Polaschek， D. L. （2010）. Highintensity rehabilitation for violent offenders in New Zealand： Reconviction outcomes for highand mediumrisk prisoners. Journal of Interpersonal Violence，26（4），664-682.

Rong， X.， Sun， B. H.， Huang， X. Z.， Cai， M. Y.， & Li， W. J. （2010）. Reliabilities and validities of Chinese version of Interpersonal Reactivity Index. Chinese Journal of Clinical Psychology，（2）， 158-160.

ShamayTsoory， S. G.， AharonPeretz， J.， & Perry， D. （2009）. Two systems for empathy： A double dissociation between emotional and cognitive empathy in inferior frontal gyrus versus ventromedial prefrontal lesions. Brain， 132（3）， 617-627.

Singer， T.， & Lamm， C. （2009）. The social neuroscience of empathy. Annals of the New York Academy of Sciences， 1156（1）， 81-96.

Sowell， E. R.， Thompson， P. M.， Leonard， C. M.， Welcome， S. E.， Kan， E.， & Toga， A. W. （2004）. Longitudinal mapping of cortical thickness and brain growth in normal children. The Journal of Neuroscience， 24（38）， 8223-8231.

Ward， T. （2000）. Sexual offenders cognitive distortions as implicit theories. Aggression and Violent Behavior， 5（5）， 491-507.